【内容提要】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昆明的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其中1938与1939年对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便是其为边疆教育建设的贡献之一。在这两次师资培养中,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阵容,而且讲授内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西南联大的这些努力,是中国高等学府抗战建国实践的一个缩影,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 云南 中等学校 师资培养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高等学府除了完成校内的正常教学外,还负有协助所在地区培养各类人才的责任[1]。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里,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现在为人熟知的为边疆培养大批师资力量的云南师范大学,其前身便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实际上,早在师范学院成立之前,西南联大就于1938年开始了短期的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师范学院成立之后的1939年,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一年时间的师资培训。这两次师资培养,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阵容,而且讲授内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然而,这些工作似乎被学界淡忘,以致在西南联大研究中,迄今还是一个空白[2]。有鉴于此,本文特对这两次师资培养的过程,做一线索性的勾勒。
一 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
地处边疆的云南,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历来非常重视教育。不过,因各种条件限制,云南教育事业与内地相比相对较为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1938年度而言,全省共有公私立高中、初中学校146所,合计524班,在校男女学生25,691人。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相对在校学生来说,师资力量则更显得捉襟见肘。当年,全省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员共2,139人,平均每校不过14.7人[3]。这对一个急待发展的边疆地区来说,差距不言自明(图一)。
深知这一不足的云南省,对西南联大的到来寄予了很大期望。学校迁昆之初,就有不少单位聘请西南联大教授发表演讲。仅以西南联大开学前为例,就有罗廷光受云南大学教育学系邀请演讲“什么是战时教育”(1938年4月4日)[4],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教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4月9日)[5],蒋梦麟受云南大学邀请演讲“大学的使命”(4月20日)[6],罗廷光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各国青年训练”(4月23日)[7],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现代世界的小学教育”(4月26日)[8]。
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5月11日《云南日报》在专题社论《谨献给联合大学》中,除对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清华、南开表示赞扬和钦佩外,同时提出三点希望,其中之一便是“尽可能的做一点文化的萌芽或发展工作”[9]。寄身云南的西南联大,在协助地方教育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于是,1938年7月西南联大开课刚刚两个月,就应教育厅要求,在暑假期间协助开办了中学教师讲习讨论会。
利用暑假开办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下简称“暑讲会”),是教育部为提倡学术研究、促进中学教师进修而对各省教育厅的要求,云南曾于1937年暑假举办过一次。这次,由于西南联大迁昆,各学科专家汇聚昆明,故为暑讲会的规模扩充提供了便利条件。7月下旬,教育部聘定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为全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主任委员,并聘请西南联大三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委员。鉴于暑假将至,云南省教育厅任命周锡夔为教务组主任、徐继祖为事务组主任,立即在省立昆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着手筹备。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正因如此,云南省政府对暑讲会寄予了很大希望。1938年的暑讲会与1937年相比,除主持者继续由省教育厅出面,和加入了全国教育界夙负重望的4位大学校长。由85人组成的讲师队伍,阵容也异常强大,个个均是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专家。
西南联大对暑讲会的支持力度值得称赞,这一点从派出的讲师阵容就可得知。这次暑讲会,甲项精神讲话导师共9人,其中西南联大有3人(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乙项体育训练导师4人中,3人为西南联大教授(马约翰、侯洛荀、夏翔);丙项学术演讲也是这样,15位导师中,西南联大就有9位(潘光旦、袁同礼、冯友兰、萧蘧、李景汉、吴有训、杨振声、陈序经、秦瓒);丁项教育问题讨论的导师,8人中西南联大也占了一半(邱椿、沈履、罗廷光、黄钰生)[10]。而戊项各科教材教法讨论导师,西南联大参加者就更多了。
上述名单中,西南联大派出者除赵淞为副教授、刘汉为助教外,其余都是声望甚高的教授,内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江泽涵、杨石先还是西南联大各学系的主席[11]。这个名单,在任何时候都称得上名师云集,云南省暑讲会能请到如此众多的大师担任讲师,真乃得天独厚,而西南联大能派出这支队伍,也做了相当努力。当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蒙自分校虽于暑假前结束,但一些教授仍留在蒙自,并未回到昆明。还有一些教授也接到了邀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担任暑讲会讲师[12]。
云南省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暑讲会,教育厅曾指令各中等学校必须参加。据报载,参加这次暑讲会的学校共69所:省立昆华中学、省立昆华女中、省立楚雄中学、省立临安中学、省立大理中学、省立曲靖中学、省立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省立云瑞初中、省立富春初中、省立石屏初中、省立蒙自初中、省立武定初中、省立宜良初中、省立沪西初中、昆明市立中学、昆明市立女中、昆明县立玉案初中、昆明县立清波初中、昆明县立日新初中、新平县立初中、华宁县立初中、大理县立初中、宣威县立初中、宜良县立初中、路南县立初中、玉溪县立初中、通海县立初中、曲靖县立初中、嵩明县立初中、澄江县立初中、开远县立初中、广通县立初中、禄丰县立初中、镇南县立初中、呈贡县立初中、安宁县立初中、安宁县立景秀初中、私立求实中学、私立南菁学校、江华私立铸民初中、省立昆华师范、省立昆华女子师范、省立昆华体育师范、省立昆华艺术师校、省立镇南师校、省立大理师校、省立宣威乡村师校、省立昆华简易乡村师校、省立玉溪简易乡村师校、昆明县立乡村师校、晋宁县立简易师校、昆阳县立简易师校、河县立简易师校、宜良县立女子简易师校、峨山县立简易师校、禄劝县立简易师校、寻甸县立简易师校、易门县立简易师校、省立昆华高级工校、省立昆华高级农校、省立昆华护士助产职校、省立庆云初级工校、省立鼎新初级商校、省立官渡初级农校、省立玉溪初级农校、省立开远初级农校、省立小龙洞制陶职校、昆明市立商业职校、私立惠滇医院高级护士职校[13]。上述69校参加暑讲会者共155人(内有女教师20人),其中语文组国文科45人,英语科18人;社会科学组史地公民科27人;自然科学组算学科26人,理化科15人,生物11人;教育组教育科13人[14]。如此众多的中等学校教师聚集一堂,在云南教育史上可谓空前。为此,《云南日报》特发表了名为《所望于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者》的专题社论,内云:“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阻塞,其过去从事地方教育诸君,鲜有与国内专家学者接触之机会,日寇深入,沿海都市陷落,各地博学多能之士,来滇服务者络绎不绝,文化机关亦相继迁来,专从云南文化的立场讲,诚属幸事”。“此次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尽量延聘省内外学术先进与教育专家担任导师或作学术演讲、精神讲话,会员参加者约百五十人左右,济济一堂,诚空前盛举也”。社论深信,这次暑讲会“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与抗战力量之充实,必不无相当裨益”,希望暑讲会的各位参加者“充分利用此不可多得之机会,努力进修”[15]。
暑讲会的学员统称为“会员”,省教育厅对参加会员作了明确规定,要求除边远学校因交通梗阻,及1937年曾选派者得免予选派外,一经各校选定呈报后,“非有重大事故,不得规避”,若有违反者,则“撤销其下学期各原校之续聘”。暑讲会结束时,还要举行成绩考查,“成绩均及格者,由本会给予成绩证明书”,“部分及格者,登记作为代用教员”,对于成绩“全不及格者”,则“暂停任用”。暑讲会期间,“缺席时间至全数三分之一以上时,不得参与各该项工作之结束考查”[16]。
按照预订计划,暑讲会于8月3日起报到,7日行开会礼,8日开讲,31日讲习完毕,9月1、2日考试,3日结束,4日行闭会礼并颁发证明书。8月7日下午1时,1938年度暑讲会如期举行开会典礼。典礼由暑讲会主任龚自知主持,西南联大梅贻琦教授以委员身份出席,黄钰生教授作为张伯苓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西南联大名誉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出席了大会。会上,龚自知在致词中特别强调,云南省因抗战关系集中了不少全国著名学术文化机关和人材,这在客观上为全省教育发展提供了充实条件,云南的环境已“过非昔比”,因此全省教育,亦“亟须从内的方面充实”,深盼与会教职同人珍重这次难得的机会。梅贻琦在演说中,力言教育界同人在此大时代中,应负起重大的责任。而傅斯年的发言,则以黑格尔等人为例,用以说明中学教员亦可因教学而成为有名的学者[17]。
暑讲会是利用暑假开办的短期教育,为时只有一个月,但教学安排很满,要求也很严格。暑讲会的管理采取半军事化措施,国民军训处派有教导员驻会,会员一律着黄色制服,以资划一。作息时间,每天早晨6时起床,然后举行升旗仪式和早操;下午一般是体育活动;晚间为自由研究或整理笔记,10时准点熄灯就寝。暑讲会的主要课程如精神讲话、学术演讲、教育问题讨论,均安排在上午,且全体会员必须参加,只有专科讨论、演讲、体育活动,才可酌情自由选择。讲习的内容,大约教学方法及教材研究占40%,实验及设备研究占20%,各科之最新发展情形占20%,特种教育现各科配合研究占10%,特种教育各科目的实施问题研究占10%[18]。这个比例,说明暑讲会重视地方教育实际需要,而突出常规教育,正是这次暑讲会的主要特点。
精神讲话与学术讲演是暑讲会的重要课程,前者共举行了4次,第一讲为蒋梦麟,讲题未见记载,第二讲由梅贻琦讲“如何领导青年与教师的责任”,第三讲为熊庆来讲“时代付与我们的责任”,第四讲为教育厅长龚自知讲“云南中等教育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专门性的学术演讲,共举行了20次,讲题范围甚广,既有如何去培养国家建设的人才、加强民族的意识,也有如何训导青年、如何造成良好公民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讲题中还有“中国法币的理论与实施”、“中学生对于航空与防空的认识”、“敌国现状及其将来”、“国势清查问题”等。此外,教育问题讨论也达10次之多,大半围绕导师制实施问题、中学教师进修及促进服务问题、中学生心理问题、中学生训练问题及练习与考试等问题。至于分组专科讨论或不同范围的演讲,则多达82次,重点在于现阶段各科教学的目的、材料、方法的研究,和课外读物与抗战时期教员的特殊任务等[19]。
参加暑讲会的会员,大多都很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以专科讨论而言,每当主席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时,大家均能根据平日的教学经验,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会场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出现不同意见,以致引起辩论。于是,西南联大图书馆里常常可见一些会员查找资料的身影。一位记者说,“这样紧张的情形,实为记者过去所罕见”[20]。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由于1938年暑讲会的成功,1939年云南省教育厅决定继续与西南联大合办暑讲会。为了使西南联大进一步了解云南教育概况,龚自知厅长于5月6日特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上报告了云南的地方教育和中等教育。报告介绍了云南的人口数量与特点、山多田少的地理条件、农业结构的生产经济、闭塞的交通状况、人才的培养与欠缺、教育行政的现状。在地方教育问题上,龚自知说云南省的教育经费,因受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出现严重不足。上年度全省教育经费总额为新币318万余元,但全省共有130个县市,平均到每县只有新币2,440余元,而这些经费除了中等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以及从业人员的薪金报酬。谈到全省的中等教育,龚自知说存在着加强学校组织健全化、经费开支覈实化、教育人员资格标准化及任免法治化、服务专业化、待遇合理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就省办中等教育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是“广罗师资专材”,第二是“励行讲习进修”。前一个问题,决定“不分本籍客籍,只要学有专长,服务热心的朋友,均由教厅令饬各学校广为罗致”。后一个问题,决定除本年暑假再办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暑期讲习班外,还“拟与联大师范学院合作,于本年下学期,开办较为长期的中学师资进修班”[21]。
龚自知提出的加强云南地方中等教育的两件事,在当年都实行了,并均得到西南联大的大力协助。1939年6月中旬,该年度暑讲会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根据本省实际需要,将教育部规定的3组训练科目增加为国文公民、史地、数理化、英文四组,同时规定全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每校至少选送3人受训[22]。7月3日,教育厅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暑讲会时间从上年的4个星期延长至6个星期,计划每个星期组织1次精神讲话,3次学术演讲,2次时事讲话。此外,分组讨论每周3次,分组演讲每周3次,分组分科演讲每周6次,体育每周4次,个别讨论每周2次。同时,还推定了各组召集人,其中西南联大朱自清被推为国文组召集人,江泽涵、黄子卿被推定为数理化组召集人,叶公超被推定为英语组召集人[23]。
这次暑讲会开始于7月17日[24],可能由于边远地区的学员到达时间较晚,故开会典礼迟至29日方举行。会上,龚自知除报告说这次暑讲会共聘请讲师98位,还报告已报到学员154人,约占全省中等学校教师总数的2/7。龚自知报告后,由省政府代表宣读龙云训词,西南联大查良钊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最后由梅贻琦代表暑讲会主办方做了演讲[25]。
二 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
龚自知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所做报告中提到的加强云南地方教育的第二件事,即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合办之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着手于暑假之后。对于这次在职教员晋修班,教育部专门发出训令,指示云南省教育厅与西南联大合作进行,其宗旨为“促进云南省中等教育之效率,便利在职教员之进修,同时使师范学院所授之学科与经验之相观摩,得以切合实际”。晋修班的学员调度与待遇,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负责,而所有教务则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办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领导机构是组织委员会,按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长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及联名聘请若干委员组成。
参加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学员由两类组成:第一类是在云南省立中等学校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的专任教员者,在职已届满二年以上志愿入班晋修者,由教育厅指调入班晋修者,在云南省县市立私立中等学校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专任教员且资格合于部颁修正中学师范学校章程并在职二年以上者。第二类是省立中等学校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之代用专任教员且在职三年以上而资格不合于检定标准者,和云南省县市立及立案之私立中等学校充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教员且在职二年以上而任用资格不合于检定标准者。以上两类,各占全班名额的1/2,但必要时前者人员可优先入班。晋修期限为一个学年,晋修课程全部由西南联大教授担任,其各种设备亦由西南联大提供,与联大学生无异。至于所需要的特殊仪器图书及教具等设备,由云南省教育厅就省教育经费拨国币25,000元交由西南联大负责支配。入学时间,定于1939年11月5日报到,6日至10日履行入学手续。上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并呈报教育部、省政府备案,如有未尽事宜,则由教育厅与西南联合大学会商修改[26]。
西南联大严格执行了上述规定,再次派出多位大师担任讲师。
与短期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不同,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培训时间为一年,这就使得培训任务较为繁重。从上表中可知,西南联大为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共派出18位教师,从人数上看似不多,但他们担任的是一学年的课程。换句话说,西南联大免去了他们一学年的授课工作,以便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担任晋修班课程。另外,参加这次晋修班的学员,共有61人[28],平均每位讲师负担学员3人稍强。如此看来,西南联大投入的力量是相当之大。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的设想,全省的教育方针为“教育人员专业化,设学目标明显化,教育机会均等化,基层教育普及化,学校设施社会化,升学程度提高化”[29]。而西南联大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地方落实这一教育目标,其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这次中学师资晋修班于22日正式上课[30]。开学后一周,蒋梦麟即在第一次中国教育问题讲演及讨论中发表了“中国新教育之目的及政策”的演讲。报载蒋梦麟“谓中国新教育之目的在救亡图存,并历引清代及民国以来之教育制度及目标,并说明政府四五年来对教育之措施,语意颇为警策动人云”[31]。
这次晋修班进行得很顺利,过程不再赘述。1940年6月8日,晋修班结束时,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席了结业前的茶话会。会上,首先由查良钊带领来宾参观了史地教法的讨论和史地工作室、物理工作室,来宾们都感到成绩极为可观。参观结束后,龚自知与黄钰生分别致词。龚自知致词中说:云南省的中等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1928年时,中等学校在学人数不过2,000余人,50多个班级,现在则今非昔比,学生人数比过去增加了七八倍,学制上也有了不少的增加。龚自知又说:虽然学生人数增加了,但质量上还不免落后,其原因就是师资缺乏。过去师资的来源,是出外升学毕业回来的一部分专科生和本省自己培养的学生,数量都很有限。如今,很多文化机关搬到昆明,对全省教育不遗余力。说到这里,龚自知特别说:“我们尤其感谢联大师范学院,在去年暑假间,帮助我们开办了暑期讲习会”。但是,那时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够充分晋修,因此“感到有合办晋修班的必要”,经过与黄钰生、查良钊的几度商量,“多承师范学院的帮助,才使晋修班成为事实”。龚自知认为,“这次晋修班的开办,比较暑期讲习会,要切实得多,可以说是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学员们在进修期间,充分发挥了创作本能和研究精神,这正如蔡维藩教授所说的是“精神态度的转变”,而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后中等教育的新纪元”,也是学员们“在晋修班期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收获”。当然,进修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今后仍继续办理,可以渐渐的改进,以达于完美的地步”。末了,龚自知再次向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热心帮助和合作精神表示谢意。
接着,黄子坚代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发言。他很谦虚地说:“西南联大搬到云南来就好像一家人的房子被人烧了以后,搬到亲戚家里暂住是一样的道理。在亲戚家里住,总要想替主人做点事情,心理才过得去。联大搬到云南,总要替地方做点事情,心理才过得去,也才对得起地方。从学校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这次教厅的担负相当大,但是有一部分图书馆仪器还没有设备好,不能使同学们充分的应用,这是我们觉得抱歉的一点。在晋修期间,各位学员很用功,比教学时候还忙,同时,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大家以学生自居,虚心学习,我以为这是一种朝气,的确使我们钦佩。至于各位教授,也很热心,能够针对学员们的需要,耐心的去共同研究。”最后,黄子坚强调,办好中等教育,既“是云南的事情,也就是国家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龚自知、黄子坚发言后,晋修班各组也进行了汇报。汇报中,大家表示这次所得甚多,极为满意,希望今后再有这样的机会。来宾代表李季伟等在发言中,也对主持人的精神和各学员的成绩交口称赞[32]。
会后,全体讲师与学员集体合影。这张照片,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纪念馆展出着,照片上书有“云南教育厅国立西南联大合办中教晋修班国文组教职员暨毕业学员合影”的字样,只是“1940年6月”后的日期有些模糊。但它却是西南联大帮助云南地方教育建设的珍贵写照。
首次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是西南联大落实第一届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决议的精神,寻求与所在省市实际合作与服务的具体体现,但这毕竟是西南联大的初次尝试,虽然“结果尚称良好”,但因“事属草创,制度与内容,皆待改进”,故在总结中坦率指出“不当之处颇多”。所谓“不当之处”,是西南联大在这次实践中,感觉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设施不尽合理,至少有两点有待改进。第一,由于“各师范学院,各有其地方之需要,与人事上之短长”,故希望“部订课程,除最低限度者,责成各院,切实施行之外”,也应“稍留余地,以容其个别之发展”。第二,由于“师范学院有其准确之目标,与文理学院之性质根本不同”,故建议“各系课程,似宜化零为整,不必多立名目,以乱学生进修之途径。”[33]
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和在职教员晋修班的举办,密切了西南联大与云南教育机关的关系,师范学院在总结报告中说,由于有了这些基础,“进一步之具体事项,当不难相机实现”。一个月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便与教育厅开始商量合办第二期晋修班。7月19日,黄子坚、查良钊与龚自知等召开会议,“当经议决第二期继续办理,学员由厅征调、并由各校长保送暨自由投考三种,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教师,均有应考资格”[34]。不过,当年9月教育部训令,指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设高初中教员晋修班,这样,晋修班便正式归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体制,没有必要另外举行。
三 师资培养的两个特点
作为一个中等学校教师,知识结构除了所教授学科外,还需要具备更多样的基本素养。西南联大在培养师资时讲授的课程,就有一些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教授,针对国情调查问题,做了“国势清查问题”的学术演讲。演讲中,他首先就国势清查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做了说明,指出:就狭义来讲,国势清查是对一个国家人口与产业的调查;就广义来讲,则包括土地、农业、工业、商业、矿业、军备及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情况。若再推而广之,便还包括对民间一切情况和政府各种情况的调查。李景汉强调,在现代国家,这项工作是由政府举办的,调查获得的材料,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社会改造均十分需要。李景汉根据10多年来从事调查的经验,介绍了调查工作的7种要素和10种方法[35]。
国情普查对于一个中等学校教师来说,可能还十分陌生,但它不仅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材料,而且对于抗战期间兵士的数目、壮丁的抽调、保甲的编制,以及对于民政、教育、建设等事业所依据的实际人口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1939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省呈贡县开展了一次国情普查,取得了非常珍贵的数据,其调查报告,成为1941年2月下旬国民政府主计处召开的全国首次主计会议的重要文件之一。虽然材料没有显示参加暑讲会的呈贡县立初中是否参加了这次调查,但李景汉的演讲,对教师们提高现代化观念,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国情普查相比,司法问题与暑讲会会员的距离要贴近得多。西南联大戴修瓒教授在暑讲会做的“我国司法的改革”演讲,受到会员们的欢迎。戴修瓒的演讲,没有讲具体判案,而是将重点放在司法制度和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上面。他根据中国与西洋历史,指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好的时候,必然政治也是清明的,如果政治污浊,则司法制度一定好不了。他介绍了中国以往的司法制度,认为存在着4个缺陷。即:司法与行政权限未分,审判不能独立;实权操于幕吏之手;审理缺乏法定程序;士绅与庶民待遇有别。中国司法制度的这种黑暗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深入,必须进行改革。戴修瓒认为,目前的司法制度,也存在着7个问题:司法独立精神尚未完全实现;司法监督尚少实效;司法官缺乏常识;补助机关和补助法规尚未完善;衙役恶习尚未完全革除;士绅尚缺法律面前平等的意识;监所轻视教诲。而这些,便是眼下司法改革的要点[36]。
与教育技能相比,教育观念的提高显得更为重要。教育,从来都是建国的基础,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教育更是维系国家建设与繁荣的命脉。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的贡献之一,便是对这一教育观念的阐述与宣传。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重视自身表率是最基本的一个教育观念。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尤其看重教育实施者的自身责任。8月15日他为暑讲会全体会员所做的精神讲话,题即“如何领导青年及教师之责任”。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梅贻琦首先指出“领导青年乃现在最切要最困难而最应注意的问题”,在抗战期间,“‘领导青年’实为后方最要之工作”,由于“学校为造就人才之地”,故“对于‘领导青年’,办学校者实负有最大责任”。梅贻琦认为,虽然培养青年的途径不完全局限于学校,但“青年人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所以学校里的生活,在课室里在课室外以及学校的行政管理一切的一切,都能影响于青年特深且大”,因此,“学校可以成人,亦可以毁人”,可见“学校教育为养成青年人格的最要之关键”。说到学校教育,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梅贻琦,非常看重导师的表率作用,认为教师对于青年的影响“不在他教什么学科,或教的多少,甚或教的好坏”,而在于训练中是否能够体现“诚”、“勤”,因为这两个字“是做学问做事做人,无论何时何地不可少的”,“负责训练者尤应自身注意实行才可以作学生的榜样”,“才可以使训育的事情发生良好的效果”。教师是一种职业,但梅贻琦更强调要把这个职业当作事业,认为教师处于“一种特殊地位”,也是一种“特殊机会”,担任教师的人“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学生的父母,对于学生本人,实负有重大责任”。说到这里,梅贻琦提出了一个教师评价标准。他说:教师的工作不能只看图表报告和酬报,“最好评判人,不是学校里的校长,不是他的同事,亦更不是视察员或厅长部长等”,而是他的学生。教师的“最大的快乐,亦就是得他的学生敬仰,并听到他的学生告诉他说:因受了他的感化指导,他们能够成为人,成了社会上优良的人”[37]。
西南联大在协助云南地方培养师资上,还做了一些工作。除本文介绍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外,还有1941年开办的培训中学教师使用理化仪器的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西南联大派出黄钰生、杨石先、许浈阳、曾昭抡、任之恭、许浈阳、张文裕、朱汝华、吴有训等参加这一工作。1942年暑假,西南联大又与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了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会,黄钰生、冯友兰、潘光旦、樊际昌、查良钊、罗常培、华罗庚、杨石先、郑华炽、罗常培、罗庸、朱自清、唐兰、沈从文、王力、杨振声、余冠英、张清常、雷海宗、孙毓棠、郑天挺、邵循正等50余人担任了讲师[38]。这些工作,对云南地方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云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原因除了主政18年的龙云非常重视教育外,便是战时的云南集聚了大批教育专家。在这些教育专家中,西南联大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以致抗战结束时,云南省政府为大批教师的离去而忧虑[39]。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在云南省地方教育中的地位。
注释:
[1]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第一条即云:“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见蔡元培、李石曾等《关于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的提案》,《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页。《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即此提案经中央法制委员会呈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由国民政府于7月4日公布。嗣后,该法数次修订,但“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始终未曾改变。设在南京、作为试验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便除管辖大学本部外,还管辖全省中学、实验中学、乡村师范学校、实验小学、农业职校等。
[2] 西南联大对云南地方中等学校的师资培养,即使在西南联大自身编写的校史中,也没有提及。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修订版中之《西南联大与云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85页。
[3] 据《二十七年度云南教育施政概况—龚厅长昨在省参议会报告》,《云南日报》1939年7月15日,第3版。
[4] 《云大战时教育讲座,罗廷光讲战时教育,以国防为中心复兴民族终结,战时教育不仅是救国也是建国》,《云南日报》1938年4月5日,第4版。
[5] 《昨晚学术演讲会,邱大年先生讲演,教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云南日报》1938年4月10日第3版,11、12、13日第4版。邱大年的这次演讲在《云南日报》上连载四天,可见云南省对演讲内容之重视。
[6] 《庆祝十五周年成立纪念,云大昨举行隆重典礼·蒋校委讲词》,《云南日报》1938年4月21日,第4版。
[7] 《教育会敦请罗廷光讲演》,《云南日报》1938年4月22日,第4版。
[8] 《邱大年昨晚演讲现代小学教育之趋势》,《云南日报》1938年4月27日,第4版。
[9] 《谨献给联合大学》,《云南日报》社论,1938年5月11日,第4版。
[10][13][17] 据《全省中学师范教员暑讲会行开会式,龚主委以次各委员均出席,报到到会员达一百五六十人》,《云南日报》1938年8月8日,第4版。
[11]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因北大、清华、南开各有系主任,故西南联大各学系实行的是系主席制度,以后方改为系主任。
[12] 吴宓在日记中即写到:“近日昆明有云南全省暑期讲习会之设,邀宓等往任讲师,宓辞未往。”见吴学昭等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344页。
[14][18][20] 据记者守仁:《暑讲会给予我们的印象》,《云南日报》1938年9月4日,第1版。
[15] 《所望于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者》,《云南日报》社论,1938年8月15日,第2版。
[16] 《教厅开办中学教员讲习讨论会,蒋梦麟等为委员龚厅长任主委,并延聘名流指导促进教师进修,奉派学员统限八月三日起报到》,《云南日报》1938年7月31日,第1版。
[19] 记者守仁:《暑讲会给予我们的印象》(续),《云南日报》1938年9月5日,第4版。
[21] 龚自知:《云南地方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一个报告—五月六日在联大教育学会讲演》,《云南日报》1939年5月8日,第3版、第4版。
[22] 《教厅举办二十八年度中学教师暑讲讨论会,科目分国文史地理化英文四组,聘专家讲学内设教务事务二部》,《云南日报》1939年6月21日,第4版。
[23] 《教厅举办中等教师暑讲会昨开联席会,各组讲师已聘定,报到学校三十八校九十九人,定十五日开学》,《云南日报》1939年7月4日,第4版。
[24] 《暑讲会昨开讲,龚厅长出席精神训话,讲教师专业化与云南中等教育,到会员一百余人情况至为热烈》,《云南日报》1939年7月18日,第4版。
[25] 《暑期教师讲习会昨举行开会礼,到师生及来宾二百余人,龙主席强身体富热情》,昆明《益世报》1939年7月30日,第4版。
[26] 《云南省教育厅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办法》(1939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154页;《教厅联大合办教员进修班办法,由教厅调发各中等学校教员训练,十一月五日报到十日前履行入学》,《云南日报》1939年10月21日,第4版。
[27] 该表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中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1940年度)所附《晋修班课程表》略有出入。后者各科均设“选课”一项,且无“高级物理学”,而有“物理学发达史上下”、“物理普通教材讨论上下”、“物理工作室实习上下”。
[2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第150页。文中云:“晋修班分国文、史地、算学、理化四科,有学生六十一人”,但同报告另一处又称“晋修班六十二名”,姑以61人计。
[29] 《云南中学教育现状和今后实施方针,龚厅长昨在中学职教员晋修班讲》(续二),《云南日报》1939年12月16日,第3版。
[30] 《中等教师晋修班昨正式上课,不到学员以缺席论》,《云南日报》1939年11月23日,第4版。案:由于交通原因,一些偏远地区的进修人员未能及时赶到昆明,故这次中学师资晋修班推迟到11月22日方正式上课。
[31] 《晋修班请蒋梦麟讲中国新教育》,《云南日报》1939年11月30日,第4版。
[32] 以上据《教员晋修班圆满结束,昨日举行茶话会龚厅长亲临致词,谓今后教学改进定有一番新气象》,《云南日报》1940年6月9日,第4版。
[3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194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34] 《教厅与联大续办第二期晋修班,学员分征调保送投考三种,首期成绩优良者给证明书》,《云南日报》1940年7月20日,第4版。
[35] 《李景汉昨在暑讲会讲国势清查问题之意义》,《云南日报》1938年8月25日,第4版。
[36] 《戴修瓒昨在暑讲会讲我国司法的改革》,《云南日报》1938年8月31日,第4版。
[37] 《梅贻琦昨在暑讲会讲领导青年与教师责任,教师影响学生客观上是在课室以外,训练青年要诚勤二字才能发生效果》,《云南日报》1938年8月16日,第4版。
[38] 详见杨集成:《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面向中学的重要贡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995年,第152-154页。
[39] 《龚厅长派孙起孟代表出席教育复员会议,将请大会注意本省师资问题》,《云南日报》1945年9月15日,第3版。9月20日,全国教育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因公务繁忙未能前往,委托中华职教社昆明分社负责人、云南省教育厅督导室主任孙起孟代表其出席。行前,龚自知嘱孙带往会议的意见,便是希望“注意今后本省中等学校之师资问题”,原因就是“本省中等学校教师,据统计无论公立或私立,外籍者占半数以上,以后复员开始,彼等均拟返还原籍,是则本省中等学校教育,将受莫大影响”。为此,龚自知希望教育部能够给云南省外籍教员物质上的帮助,他们“生活如得安定,则暂时可能留省继续服务”,从而使西南联大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有充分时间培育人材”。又,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不少师生在各中等学校任教,并创办有天祥、五华、长城、建设等中学,是云南地方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问题,笔者将另著专文介绍。
(责任编辑 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