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正史中所记载的服饰主要反映古代统治阶层礼制思想，而文学作品将服饰放在更加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呈现，较前者更为生动、其中大部分描述也会更加真实，是古代服饰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大有可为。

“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论坛”，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沈从文先生本人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一是文学写作的成就，一是文物研究的成就。正如孙先生所说：“沈先生的前半生是作家，是用文学作品创造美好的人物形象，他的后半生是文物学家，是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物的价值。”文物研究当然不止于服饰，但毕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沈先生文物研究的代表作。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引用张充和的话说，文学与文物，“这个同源异派、共树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沈先生自己也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连接，“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沈先生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而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这里，即它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天看作是虚构类的“文学”，古人很多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特别是诗歌。沈先生的所谓“改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只是着力点不同，而“文学”是贯穿了前后两个阶段两个方面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版于四十一年前，不断出土的新材料和大量研究工作的跟进，已经大大刷新了人们的认识。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下交流，一方面是对沈先生的致敬，一方面是检阅研究成果。研究者对沈先生的一致评价是：丰富，一位足够丰富的作家，不论人还是作品。我想，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无愧于沈先生的丰富。

《全唐诗》中有相当部分直接或间接记载了唐代丝绸的生产、种类、图案以及消费，这些都是重要研究资料。其中，唐诗中所见唐代丝绸图案从题材上可以分为龙、凤等具有较大想象成分的神灵，以鸟虫为主的动物，以花卉为主的植物以及以相似实体命名的各类几何纹等类型。通过与出土丝绸文物及相关文献进行比对，可以梳理出唐代丝绸图案的流行时尚以祥瑞动物和写生花鸟为主。从历史上看，唐代丝绸图案一方面继承汉魏丝绸纹样传统题材，另一方面大量吸收外来题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而开启为后世所称赞的大唐风格，完成丝绸图案从动物向植物、从云气祥瑞向花卉鸟虫、从虚拟神灵向自然写实的转变。

本次论坛选题恰与近年国际学界所关注的媒介考古学、知识考古学研究理念有所契合。这对史论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新的思维路径。所谓知识形态（如文献等）也可被认定为是历史“实物”，可对其所处考古层面进行考察。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媒介的物质性、异质性及复现性常常是研究的重要取向，但文学文本这一媒介形式应该也是其中最为基础的研究对象之一。具体到服饰历史研究上，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文本正是图像以外的重要考据对象之一，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文本更是其中很好的史料文献，可供“考古”。之后，他根据以上研究理论对民国文学家张爱玲《更衣记》中的旗袍进行“考古”，考据了民国旗袍的发轫时间；指出民国旗袍不姓旗，不是满族旗装的复现；阐述了民国旗袍与清代满装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先生作为著名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大家，其研究涉及中国古代物质史的多种类型、多个专题。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有苦有乐的文化史治学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奉行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和“二重证据法”密不可分。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是沈先生在研究实践中获得的，是他从事科研的理论基础，他用该史学观指导了包括服饰在内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方法，由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沈先生作为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对其加以有效利用，这是沈先生取得学术研究成功的另一法宝。作为包括纺织服饰研究在内的中国物质文化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沈先生用半生的时间与精力，为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者们开拓出一条从史学思想观念到研究方法的正确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为此类学术研究树立了榜样。

今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也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沈从文先生于1949年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这是沈从文先生人生的分水岭，在这里他完成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型。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长达30年，其间他凭借积累的文物知识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在服饰研究之外的古代文物研究领域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认识。发言回顾了沈从文先生接触和研究古代文物的三段经历，在系统梳理沈从文先生服饰纺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其服饰研究的思想和路径，总结了他“经世致用”“全面通透”“触类旁通”的三个研究特点。之所以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是因为这部大书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到研究材料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书中的179条研究条目为之后40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规划出了一个基本纲目。

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先生不仅帮助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征集铜镜实物及相关文物，而且在铜镜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铜镜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有关铜镜论著的写作与发表年代为1954至1958年。虽然论著数量较少，但是研究水平高，反映出铜镜是他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前十年的研究工作中的重点之一；二、侧重于从历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文笔优美、行文流畅、妙趣横生、可读性强；三、通贯古今，研以致用。沈从文先生开风气之先，对后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铜镜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铜镜研究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术传统。沈丛文有关铜镜的研究方法与叙事方式，值得今人学习与效仿。

《花间集》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女子服饰形象的抒写。通过对这些抒写的梳理，能够归纳出关于服饰称谓、色彩、质料、配伍等方面的服用规律。而《花间集》作者赵崇祚的父亲赵廷隐为五代后蜀名臣，赵廷隐墓葬出土各类彩绘陶俑70余件，其中多件服饰形象刻画精细的女乐俑尤为精美。通过对赵廷隐墓出土女乐俑服饰形象的考古学观察，结合《花间集》相关描写，及与同期、同地区陶俑、壁画、石刻、绘画等资料的综合比对，能够得出五代后蜀女子服饰的典型特征。赵廷隐墓出土女乐俑服饰，呈现了女装由唐入宋的过渡变化，这种变化及服饰定名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多重证据支持下不断探索，才能使服装史论研究得到持续深化和丰富。

发言结合相关文物文献等资料对《醒世姻缘录》中出现的晚明男性服饰作了详细的分类以及考证。《醒世姻缘传》作为忠实记录晚明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不同身份的男女着装，其中男性服饰涉及官员、士人、普通百姓等多个阶层，类型则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为官员参与政务活动的服饰，如朝服、常服与吉服；其二是士人和庶民在日常生活及各类社交场合所穿的服装。通过小说相关描写，能够了解这些服饰的形制、穿戴和实际应用方面的诸多细节，可以弥补史料记述之不足，对研究晚明服饰的演变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诗屡见“笏头”字样，如咏花卉“拟看笏头花四朵”，咏柑橘“读书窗映笏头黄”，咏芝草“色黄更类笏头金”，咏金带“台架尘侵毬路暗，花书墨渍笏头斑”“万钉围腰笏头带”……金带即当日两府高官所佩笏头带，又称毬路带、毬纹带，创于宋太宗，服用范围极其有限，“非二府文臣不得赐”“惟见任执政、前宰相乃赐之”。笏头花即绣球花，或称转官毬花，取其团团形似；柑橘灵芝，均取其色泽金黄。要之意象皆源于当日服章极品、世情艳羡之笏头带。笏头金带的含义与形制，后世歧说纷出。发言根据宋人文献记载，及福州茶园山端平二年墓出土木仿真带銙与鱼袋等实物，参照《文苑图》等图像资料，厘清了“四方五团”“瑞草地球路文方团胯带”等概念，认为上圆下方的笏头状金带銙，正是“笏头带”得名之源。

发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女子贴身衣物主腰(也称衤主腰)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明代主腰作为女子亵衣，似难登大雅，故旧时文士较少谈及。他在发言中首先结合为数不多的明代文士笔记对主腰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接着在对明代俗文学、图像及出土实物分析基础上对明代女子主腰的形制、功用等问题做了详细解读。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对元代主腰、宋元抱肚等概念一一进行厘清，指出吕叔湘之所以对抱肚、兜肚、裹肚、主腰之间的关系疑不能决，反映的恰是服饰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孙机先前提到的“名称依旧，形制全非”。

明清小说虽然多有虚构，但在人物服饰尤其色彩的描写上却是基本写实的。发言首先以《金瓶梅》为例，谈到这部小说中大量涌现出的晚明流行色是明以前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标记出了明代通俗小说的新色相。继而从明代染色技术与知识在大众层面的普及、明代日用类书与史料笔记中所归纳的时兴色彩语汇与《金瓶梅》等通俗小说中色彩词汇的对比、色彩描写如何作为一种欲望的背景被有机地组织到《金瓶梅》的欲望叙事中，以及如何通过色彩的潜在视觉性和空间感塑造明清通俗小说尤其世情小说的审美风格等四个方面展开对《金瓶梅》色彩描写的探讨。

明清时期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活跃期，其中笔记和小说格外引人注目。当时的笔记内容丰富驳杂，涉及面广，是可补史阙的重要文献资料，而小说则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为主，其中对人物服饰形象的描写十分丰富，极富时代特色。创作者们虽然意不在记述明清服饰，但其描写故事情节时对夏装的记述则是研究明清夏装的珍贵史料。发言收集、梳理了明清笔记和小说中关于夏装的记载和描述，从明清男女首服的类型质地、富贵人家夏装品类以及普通百姓夏装面料等三个方面进行举例以及论述，从而勾勒出了明清夏装的整体概貌。

发言首先依据郭若愚、启功等人对《红楼梦》人物服饰的相关考证，得出在对《红楼梦》服饰的研究上无论是还原分析抑或文化背景讨论，都须注意小说设定和描写意图，区别其中虚实关系，并再此基础上对宝玉服饰的属性进行初步分析。继而依据曹雪芹身份，指出曹氏对于服饰知识甚为熟悉，比起清代其他小说作者对于服饰的写作功底更甚一筹，其文字也可视为清初服饰文化重要参考内容，值得深究。最后，结合部分清代纺织品、舶来品及馆藏文物与文中对宝玉穿着的描写进行对比，逐步梳理还原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清代真实服装款式、面料等信息。再辅以对宝玉各色服饰穿用搭配、场合、礼仪禁忌等的分析，进一步讨论、还原小说人物着装形象，从而印证了红楼服饰描写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双重价值。

北京服装学院博士生陈诗宇的发言可以说是与于颖演讲内容的直接对话。

发言谈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虽刻意回避具体时代背景，试图呈现架空基调，但和绝大多数明清小说一样，在具体风俗、服饰、器物的描述上不可避免地反映大量作者生活时代的细节。为达到模糊时代的目的，作者在细节描述尤其是服饰的描写上采用了一些文学塑造手法。如在女装的描述上倾向于选用清前期尤其是康熙末到乾隆前期的汉族女性服饰素材，对男装的描述则杂糅旗装、戏装、古装元素进行综合设计，相对虚化，避免时代感太明显，这与清前期女汉装相对沿袭旧制，男装则时代特征极鲜明有一定关系。之后，对《红楼梦》中几类典型服饰塑造手法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其中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出场形象进行了复原。

“交趾”是汉武帝灭南越设九郡于现越南北部开设的郡县名称，为汉唐帝国南缘区域之统称。然而交趾郡治何在？其文化面貌如何？至今依旧扑簌迷离为东亚文化史上未解之谜。2012年以来，笔者就此课题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成日越联合考察队对红河三角洲地带的Luy Lâu=羸㡞城址展开实地考察判明了交趾郡治所在，并通过连续六年的发掘调查及综合研究，基本确认了交趾筑城年代及其盛衰变迁。从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的编年考察显这里以汉-六朝隋唐时代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融汇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笔者称之为“交趾文化”。我们在发掘交趾古城地下文化遗产时，还注重现存地上的祠庙/寺院关联的信仰祭祀等传承文化。城内现存经历代修缮建造，为（汉末三国初）交趾郡太守士燮而歌功颂德的祠庙，当地供奉其为“南交学祖”而通称“士王庙”。城南有越南最古的佛教寺院-柚寺，其周围分布有兼容佛.道.儒三教信仰的四法（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寺院。每年阴历4月6至8日，由各寺庙主持及当地居民自主出资参与举办传统的祭祀与佛法庙会活动。出席祭拜奉祀仪式的男女老少们身着传统衣装，在交趾城内外的祠庙-寺院之间列队行进，进入庙宇殿堂之上，又伴随钟鼓乐曲而翩翩起舞。体现人们敬畏自然神霊，祭奠先贤，法佛供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后代的繁荣昌盛。今年5月发掘交趾古城期间，笔者有幸观览了2022年交趾文化祭全过程，彷佛见习一场东亚服饰文化史盛会。其古今衣装服饰溯源于汉唐，经东亚地域文化间的互动，形成了现代越南服饰文化承前启后，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孕育了后世的西方文明，而古希腊的服饰文化也异常丰富，并蕴含和体现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演进至爱琴文明这一阶段时，“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2000年-约公元前1450年）和“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100年）这两个青铜时期的文明先后兴起。这一时期的女装以紧身上衣，常见吊钟形的层褶裥裙，年轻女子都细腰，露胸，甚至具备一些现代感。 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男女都留长发，并经过卷烫。宝石、名贵金属制作的项链、手镯、戒指是那一个时期服装的常见配饰，而女性还多有佩戴发簪、头饰和耳环。而鞋类则是彼时的人外出时才会穿着。而当古希腊文明推进至古风时期（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480年）、古典时期（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23年）及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1年），地中海沿岸地区日照时间长和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古希腊的“宽衣文化”。大体而言，西方在进入中世纪前，其服饰文化皆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披裹式服装为主。古希腊服装整体感觉舒适慵懒，突显上身，不注重腰身，胸线以下多为直筒轮廓。宽松的设计加上褶皱、垂坠和立体花卉的白色也几乎成了希腊式服装的经典搭配。古希腊服装常见的是采用披挂型的，主要借助饰针及绳带。当时的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袍服，大致可以分为多立克风格与爱奥尼亚风格。而最常见的材质则有羊毛、亚麻和棉。丝织品及其它材质的纺织物也偶有发现。而在古希腊文明区域的一些地方，比如产金的古马其顿地区，黄金制成的冠冕、发簪、臂钏、手镯及胸针等奢侈的服装配饰也比较多见。古希腊许多服饰亦具备标识当时希腊人的性别、年龄、身份和地位的功能。而我们今天对古希腊服饰艺术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古希腊陶瓶绘画、雕塑等相关图像资料，并需要结合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

根据公元 3 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迪安的记载，作为第一位以叙利亚人身份成为罗马皇帝的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218-222 在位），拒绝穿罗马精英传统服饰拖伽袍（toga），而选择穿中国丝绸制作的服饰，并且服饰上镶嵌宝石；与此同时，希罗迪安还强调，埃拉伽巴路斯非常擅长跳舞。历史学家已经强调，包括希罗迪安在内的对古代作家对埃拉伽巴路斯的记载都存在敌意，不能反映真正的埃拉伽巴路斯。而本文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强调希罗迪安怎么从服饰的角度，把埃拉伽巴路斯刻画为离经叛道的罗马皇帝，而这一刻画又是如何与叙利亚流行艺人的形象相关。对于此，公元 2 世纪的叙利亚作家卢西安在为叙利亚流行舞乐辩护的《论舞蹈》里，已经强调中国丝绸是叙利亚流行艺人表演时喜欢穿着的服装。从舞台现象学的角度，本文强调卢西安的记载表现了中国丝绸是如何成为叙利亚流行表演里的视觉感的一重要部分。再结合叙利亚帕米拉地区出土的中国丝绸服饰残留物，本文强调叙利亚流行艺人是如何在叙利亚处于欧亚贸易中转站的经济文化环境下，用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去表现自己的舞蹈身体。而在刻画埃拉伽巴鲁斯这样一叙利亚皇帝时，希罗迪安如何用这一形象 --- 通过强调丝绸服饰 ---- 表达出埃拉伽巴鲁斯作为叙利亚人的离经叛道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接受并学术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沈从文持守唯物史观，坚持普遍联系观、发展观，采用传统文献、出土文物与图像三者综合比较的“三重证据法”，对中国传统图像、图案和文物等形象性历史遗存进行跨学科比较和整体性的研究，学术成就巨大。发言拟以历史与逻辑结合的方法，考察沈从文学术实践中的唯物主义立场与科学实证精神，梳理其对普遍联系观与发展观在学术践行情况，分析其“三重证据法”研究方法创新背后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探讨其跨学科、比较与整体研究的学术特征的表现及形成根源，以整体地认知和历史地理解沈从文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发言通过梳理沈从文自1949年8月到1978年3月近30年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资料，新发现物质材料近200件，包括《1962年9月致齐燕铭的信》和1959年春写成的6000余字的《历史博物馆十年》两份重要手稿，1961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讲解《千秋绝艳图》等30幅老照片，10件带签名的物件，以及153件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各类文物等。捐献文物中包括明人《阿房宫图》卷、乾隆釉里红缠枝莲纹八棱盒等在内的90件已被定级为三级文物。这些物质材料，凸显了沈从文拥抱“人民时代人民艺术”，及“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的心路历程。特别是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填补了人类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杨璐曾于1973年后为沈从文先生抄写书稿，将先生手书草书抄成行楷。在工作过程中，与沈先生及其家人结下深厚友谊。发言中首先指出国博举办此次活动意义重大，继而回忆了与沈从文先生共同讨论《湘行散记》的诸多细节、沈先生写信赠予《文字书法发展（史）》草书手稿，以及在沈先生的倡导和鼓励下历时四十余年完成《中国丛帖综录》一书等往事。最后他谈到，许多人一去世就光环顿失，而沈丛文先生却在中外越发知名。沈先生说“著作是生命的延续”，他似乎从未离开我们，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继续做好沈先生未竟之事，做好沈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