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美术在支持共和国之前先行步入了自然主义时期，这一艺术运动对历史画机制给予了鼓励。作品《共和国》是亚历山大·法居叶赫创作的玛里安娜形象，这位艺术家是罗丹的友人，寓意粉碎无政府主义和专制政权。第三共和国枪决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成员，又在1918年赢得了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战争的胜利。

那个时期最佳的创作代表远非一些血腥场面，而或许是由两幅画组成：分别是安德烈·布鲁耶的《救济院的一堂课》，以及若所画的《幼儿园》；它们完全没有矫饰的痕迹，而是既现实而又至情的画面呈现。这些画面是对科学和民主所表以的致敬。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这段美术和文学领域文明进程的终结，即便法国赢得了战争。各个社会界面都受到影响；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众多画室消亡，学院的阵亡将士纪念碑如同法国各地竖立起来的其他纪念碑一样印证着这一点。是否要为艺术家们自己曾憧憬的回击战争而感到懊悔呢？尤其对于在1860至1870年间成长起来的这一辈艺术家而言，他们的记忆中曾深深烙下了色当战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割离的痕迹。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在中国广为人知，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

文学和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巨渊，绘画意识到了这一点：达仰-布弗莱画笔下的《应征入伍者》，在1920年成了丹尼尔·查宾所画草图中阴霾的人形，他们被深深粘卷在大地和死亡之上。奥东·弗里茨的作品则是寒冷、黑暗和绝望欲感的爆发，这一噩梦图景直与包斯和布鲁的地狱图景描绘相切合。

然而，1918年以后，人们仍在一段时期内相信幸福已经归来了。《美院的期末舞会》在战争结束后重新开办。20世纪初的灾难并没有让法国美术的乐观情绪完全湮灭，甚至好转起来：法国美术的记忆对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给予了鼓舞。

方君璧抵法时还很年轻，而且是在战前。在巴黎，她遭遇过德国的接连轰炸；于是她去往波尔多，后回到美院进入赫伯尔画室。方君璧也在沙龙展出作品；1924年所作的《吹笛女子》赢得成功，传及中国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她一度对阿尔伯特·贝纳尔深切认同，因此与刘海粟和徐悲鸿二人都走得很近，尽管围绕在年迈法国大师身边的这两位相互之间是极端对立的关系。

常书鸿则属于另一辈艺术家，他在中国先期受过艺术训练；在法国他追随的是徐悲鸿的系路。他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品趣整体上偏向现实主义。常书鸿先和其他奖学金研读生一起从里昂中法学校毕业，后到巴黎进入阿尔伯特·劳朗斯画室；此后获得不少“为外国学生专设”的竞赛嘉奖。他的《病中的妻子》是一件小幅杰作，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观看这幅画着实让人动容，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个游子的回归，回到其中法艺术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