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佃庄，在今天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在东汉时期则是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公元183年，这一带更是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注目的地方，46通刻着经文的石碑，吸引着当时的读书人纷纷前往瞻读摹写，每日车来人往，填街塞陌，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汉武帝时开始在京师所在地设立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东汉时，汉光武帝在洛阳偃师一带建立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公元126年，汉顺帝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建成240个房间、1850室，所招学生被称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人。当时太学生读的经书都是互相间反复抄写。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公元175年，汉灵帝命令蔡邕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公元183年，写定的经书被刻到了石碑上，立在太学，以便读经人校对是正，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称“一体石经”，它集汉隶之大成，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恢宏如宫殿庙堂，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对后世书法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在汉字字体由隶书变楷书的过渡中，“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熹平石经”的出现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汉代虽然发明了造纸术，但对文化传播起决定作用的印刷术并没有发明出来。“熹平石经”是官定儒家经本，是当时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读经范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亲临太学瞻读摹写，这样，一种新的方法—传拓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早年练习书法，“熹平石经”就是他临摹的范本之一。所以说中国拓墨技术的发明与对“熹平石经”经文的需求有密切的关系。而正是由于人们受拓墨技术的启发，才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也是“熹平石经”间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内容选自《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中册）》，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魏齐王正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1年，曹魏政府在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树立了28块石碑，碑上刻写了《尚书》、《春秋》两部儒家经典，这些碑文后来被称为“正始石经”。

政府为什么要将经文刻在石碑上呢？这还得从汉代说起。我们知道，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经典就具有了神圣的地位。一个人想要做官，通晓儒家经典是主要条件。于是上自公卿、下至普通士人，都以刻苦研习《诗》、《书》、《礼》、《易》、《春秋》作为人生的重要事业。可是当年秦始皇搞了一次全国性的“焚书”活动，烧毁了大部分书籍，到了西汉初年，儒家经典已经很难看到了。多亏一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好记性，将儒家经典默写下来，再加上各地残存的书籍，大体上恢复了经文的原貌。但各人的记忆并不相同，各地的记录互有差异，对经文的解释更是大相径庭。而且，儒家是讲究口耳相传的，在一代代不同师生的传递过程中，同一本儒家经典往往会出现许多种模样。到了东汉灵帝的时候，士大夫们觉得有必要搞一套官方版本的儒家经典了。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蔡邕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疏，主张统一“五经”的文字，并得到了许可。于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在蔡邕主持下，众多大学者一起参校各种经书，最终确定了一个权威版本，由蔡邕亲自书石，镌刻了46块碑，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立在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洛阳太学的讲堂前，这些石碑上的文字在历史上被称为“熹平石经”。

可惜，汉朝很快就衰落了，汉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太学也在战火中被摧毁了，“熹平石经”更是成了一堆石块。曹魏建立后，重视文化的皇帝恢复了太学，开始整理“熹平石经”的碑石，并刻写新的经石作为补充。与汉代石经不同，这次仅刻写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而且是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的，篆文是指秦代通行的小篆，古文是指先秦古经中的文字，隶书则是当时流行的文字，这些碑石也因此被称为“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历来受到重视，从北朝开始，石碑被多次迁移，屡遭损毁，现在只剩下了一些残石。1922年，盗掘者在洛阳太学遗址挖出了一块最大的残石，共有1800余字。他们嫌转运不方便，就将它再凿成两半。残石的一半辗转漂移到了现在的河南博物院，另一半就是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块碑石。（本文内容选自《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中册）》，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