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要的学术载体，反映博物馆科研水平的学术期刊，伴随着博物馆百年事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每一阶段的办刊理念、办刊风格、主要刊发的学术文章进行了梳理，以此反映出学术期刊的每一次改版，均是不同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时代使命。

【关键词】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历史文物 近代中国与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即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在蔡元培的提倡下，民国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经多年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接待公众。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日，北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为1950年3月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1960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1959年8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竣工，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同年10月1日，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两馆开始对外开放。

1968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3年4月，两馆建制恢复。2003年2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再次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是以展示历史与艺术并重，集征集、收藏、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国家博物馆重要的学术载体，反映着国家博物馆科研水平的学术期刊，伴随着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

 

一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接待公众。“念职责之宏巨，思攻错于他山”[2]，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图一）。《丛刊》分别于1926年出版1册，1927年出版2册，共3册。

1926年10月10日,《丛刊》第一册问世，发刊词明确地讲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丛刊》的目的与任务。其目的是：“本刊之作，虽以报告馆务，说明藏品为归，而职志所存，亦拟藉兹舒布，庶嘤鸣之益，获教时贤”[3]。其任务有四：一曰保文物以存国性；二曰辑史料以供研究；三曰重实验以正虚诬；四曰整旧说以成学术[4]。

本着这样的目的与任务，《丛刊》发表了一些有关考古、馆藏重要文物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本着“以报告馆务，说明藏品为归”这一任务，《丛刊》全面反映了当时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主要业务工作。如刊登了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城的具体位置图、展厅平面图和展厅局部图，以指引读者。《丛刊》还发表了一些馆藏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模制考工记车制记》、《馆藏周代彝器记》、《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太平天国玉玺考略》、《馆藏贞石录》、《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馆藏古玉记》。此外，还刊登了馆藏文物精品的图片，如内言卣、牺尊、巨鹿宋代故城桌椅、宋本论衡残卷、马绍愉致吴三桂书、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等，供读者鉴赏。

一些新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解决有关学术难题，促使一大批学者投入到新的研究中，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丛刊》首次披露了一批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档案材料，以供学者研究。如《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发表了明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与朝鲜往来文书70余件。《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所盗敦煌文献，依类编撰，使之条分缕析。《盛京清宫藏品录》，将教育部戴克让等人在盛京清宫调查的内府书画、瓷器、历代古器以及清室之奇珍异宝等藏品目录编撰成册；《明清之际史料丛残》，将1922年本馆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所获明清之际史料刊发；《辽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并跋》，将1927年在内蒙古发现的辽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铭的拓本刊发，以补史阙。

“本馆除搜集古物外，特注意于发掘调查模制之三事，于以得前人未明之义，正先儒说解之失”[5]，《丛刊》陆续刊发了本馆人员的考古发掘报告。如第一册就刊发了《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第二册刊发了《信阳汉冢发掘记》，记述本馆人员于1921年在河北巨鹿、1924年在河南信阳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丛刊》还发表了一批有关考古学基础理论的论述和考古调查报告。如连续三册翻译刊发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被誉为“日本考古学之父”的滨田耕作著《考古学通论》，向文物考古爱好者介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丛刊》还专设“考古译丛”栏目，介绍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让众多的文物考古爱好者从中了解国外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些文章有：《有史时代以前之人类》、《有史时代以前之印度》、《墨西哥之金字塔》、《罗马城中发现埃及之方尖石塔》、《莫斯科附近发现史前时代之脑部》、《目视者口中埃及吉扎之发现》、《马之木乃伊在萨喀拉金字塔附近发现》、《一二○○○年前之古代之谷仓史前时代之镰刀》、《古代航海者及文化之传播》、《德被州古石器时代之人类》、《加洛得女士在直布罗陀发现古代之头颅》、《墨西哥境内古代城址发现记》、《都丹喀门传》、《都丹喀门之年龄》、《都丹喀门之雕像》、《都丹喀门王墓中之新发现》、《废墓中发现木乃伊三十五具》等。

192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为“谋学术之研究，智识之攻错”，于该年2月19日、3月12日举行两次讲演会，用以“商量旧学，启迪新知”，同时希望本馆“亦藉获与国人商榷问学，报告考古消息”。《丛刊》1927年第三册刊登了其中部分文章，如《春秋学》（谷梁）、《中国远古人类》、《俄国现在研究中国文艺的情形》等，供国人“用资研索”[6]。

此外，从《丛刊》中还可以了解到当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其他许多情况。如1926年第一册刊登《本馆馆址沿革考》、第二册发表《本馆开馆记事》，记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从1912年7月设立筹备处到1926年10月正式开馆期间的馆址变更、考古发掘、文物征集、展览展示等诸多信息。如记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除接收社会捐献和政府移交文物外，还主动派员赴各地收购、采集、发掘出土文物。1921年，“直隶巨鹿于是年发现宋代故城”，“派员赴该地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等。共计二百余件，运馆陈列”[7]；1924年，发掘河南信阳擂鼓台等汉墓，“得汉代陶瓷甎甓多件。并于冢旁掘获上古陶石诸器，共计二百余件”[8]；迄1925年，陆续入藏文物达215300多件，分金类、石器、刻石、甲骨刻辞、玉类、陶器、明器、俑类、瓷类、砖瓦、木器、兵器、衣冠、地图、画像、碑帖、唐人写经、宋代精槧、板片、明清册命题奏、试卷、武试用器、前代御用品、现代国际纪念品、模型、影片等共26类[9]。

由于时局的动荡、经费的短缺，《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仅创办3册便停刊，但作为中国第一本文物考古类学术期刊，其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足以在中国文博事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和学术期刊编纂史上写上重要的一笔。

 

二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文革”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图二）适时创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的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科研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实际上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的继续。撰稿人以本馆业务研究人员为主，为了充实内容，加强交流，酌收了部分外稿。主要读者对象为专业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主要栏目有历史研究、文物研究、考古研究、国外研究信息等。

20余年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依托刊物所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深厚丰硕且优秀的学术资源，依托中国极其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体系的支撑，依托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博考古事业，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其中包括王振铎、傅振伦、史树青、俞伟超、李学勤、孙机、杨伯达、林梅村、裘锡圭等名家的文章，为刊物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历史研究方面，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刊登了贾兰坡、杜耀西《北京人在人类学上的贡献》，贾兰坡《再论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李先登《关于从猿到人的若干问题》，王宏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兼论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杜耀西、黎家芳《试谈原始社会早期的分期》，洪廷彦《也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等文章。

在文物研究方面，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如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中所绘磁针》等，傅振伦《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漫话燕下都瓦当文》，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杨伯达《清代苏州雕漆始末─从清宫造办处档案看清代苏州雕漆》、《刍议清代画珐琅的起点》，孙机《托克托日晷》、《幞头的产生和演变》，史树青《北魏幽州光林寺考》，王宏钧《苏州的历史和乾隆〈盛世滋生图卷〉─为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而作》等。

关于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工作规律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博物馆展览而展开。如谭维四等《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傅振伦等《〈“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笔谈》、李学勤等《〈镇江文物精华〉笔谈》、邵文良《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等。

在考古调查研究方面，刊发了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组《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简报》、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中国福建连江定海1990年度调查、试掘报告并序》、俞伟超《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张威《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陈斌《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董琦《析〈偃师商城与夏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等论文。

在文献资料方面，整理发表了孙文《致同盟会员王子匡及布鲁塞尔同盟会员函（十一通）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所收电文（七十三通）》、季羡林《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1.8，1.14，1.13三张六页试释》、周铮《对林则徐致程恭寿信札的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林则徐手札两种》等文章。

除此之外，还刊发了一些当时国外最新研究信息。如张承志译《埋葬与坟墓─日本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节录》，沙弗库诺夫著，齐心、井中译《根据最新考古材料对女真族形成的几点看法》。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从1979年创刊至2000年改版，为不定期出版，共出版35期，发表论文约600篇。“主要刊载历史、文物、考古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料”，“此外，关于博物馆学，包括文物保管、陈列设计和讲解工作的理论研究、经验介绍以及国内外有关的先进科学技术，都予以适当地介绍” [10]。其内容丰富多彩，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科研水平乃至于全国文博考古界的科研状况。

三 《中国历史文物》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发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学术窗口的作用”［11］，2001年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进行改版。改版后的馆刊更名为《中国历史文物》（图三），主要栏目有：文物研究、考古研究、古史新证、出土文献研究、博物馆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等。

在文物研究方面，针对社会热点及新发现的文物，组织国内知名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刊发了一些最新文物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针对历史博物馆新征集的作册般铜鼋，刊发了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王冠英《作册般铜鼋三考》等文章；针对新近收藏的子龙鼎，刊发了李学勤《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陈佩芬《说子龙鼎》、朱凤瀚《子龙鼎的年代与铭文之内涵》、郝本性《雄奇神秘子龙鼎》、吴镇烽《谈子龙鼎》、高至喜《贺子龙大鼎回归》、王冠英《子龙鼎的年代与子龙族氏地望》、谢小铨《子龙鼎归国始末》等文章。其它文章还有：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李零《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孙机《大通银壶考》、李学勤《谈寝孪方鼎的所谓“惟王廿祀”》、杨宗兵《石鼓制作缘由及其年代新探》、蒋廷瑜《“劳邑执”琥珀印考》、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彭慧萍《大都会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卷“官”字烫印之断代研究》、吴荣曾《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出土五铢厌胜钱考略》、吴良宝《古币考释两篇》、刘浦江《金代“使司”银铤考释》、杨伯达《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南炳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太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版本价值》、赵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封氏诸墓志汇考》、孙机《从米芾〈蜀素帖〉说起》等。

在考古研究方面，追踪学术热点，报道重大考古发现，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吴荣曾《“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黎毓馨《杭州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及意义》，俞伟超《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封信》，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张庆久、杨华《山东地区周代腰坑墓葬考古研究》，权奎山《洪州窑瓷器流布初探》，蒋刚《山西、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演进》，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陈旭《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刘绪《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许宏《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徐良高《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等。

在古史新证方面，刊发了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唐宋时代的胡姬与吴姬》，王宏钧《〈清太宗实录〉初纂稿本(残卷)和“擅改国史案”》，林梅村《马可波罗在北京》等文章。

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刊发了饶宗颐《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冯尔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解读》、汪桂海《出土简牍所见汉代的腊节》、陈治国《睡虎地秦简释文商榷一则》、陈侃理《上博楚简〈鲁邦大旱〉的思想史坐标 》等文章。

在博物馆研究方面，刊发了陈成军等《〈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陈列设计构思》，《走近古罗马文明—〈古罗马文明展〉陈列思考》，王永红等《追寻古滇国风貌—〈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展〉》,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等文章。

适应学科发展，加大了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稿件的刊载。如胡东波《瓷器粘接强度研究》、李燕平《甘肃平凉地区青铜器的保护修复》、董亚巍等《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等论文。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传播的飞速发展，读者利用期刊文献也由阅读原刊转向以网络查询、下载为主要途径。因而，2002年以后，《中国历史文物》以印刷型期刊为母本，争取被二次文献索引、摘要，积极加入了中国知网大型信息数据库，向读者提供电子阅览服务，从而实现学术成果传播的及时化、便捷化、远程化及双向交流，更好地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了服务。自加入中国知网大型信息数据库以来，《中国历史文物》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以中国知网《中国历史文物》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为例， 2002-2007年，《中国历史文物》的被引量从30次提高到189次（表一），影响因子［12］分别从统计最初的0提高到0.25（表二）。 2005-2009年，《中国历史文物》的网络传播趋势即下载量和浏览量分别从0.51%和0.03%提高到4.79%和4.88%（表三）,这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互联网及多种媒体互动传播效果的体现。

《中国历史文物》从2002年至2010年，每年6期，共出版54期，发表论文700余篇。刊物大力提倡以物证史，要求用文物来说明和佐证历史，刊发了大量关于古代文物研究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注重刊发有关新发现的文物、文献或考古新进展及博物馆重要新展览内容的稿件。刊物为标准16开，96页，有部分彩版印刷。

 

四 《党史研究资料》与《近代中国与文物》

为“加强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培育博物馆的学术氛围，提高博物馆的学术水平”[13]，1979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革命博物馆创办了全国首家面向全国党史界发行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图四)。1983年又创办了《革命博物馆工作研究》，1985年改名为《博物馆工作》，1988 年停刊，共出版17期，发表论文250余篇，在探讨和研究中国博物馆学的内容，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建筑，文物征集、保管，陈列设计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党史研究资料》以公布文献、发表研究成果和信息为主要内容，集学术性、资料性和信息性为一体，是“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全国性党史刊物。第一，它每期都以相当的篇幅发表根据档案、报刊等可靠史料写成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或理论阐述，或事件、人物评论，或党史学探讨，都能从原有研究基础出发，提出新鲜见解，弥补原有研究的不足和空白。第二，它所刊载的史料（包括史料考订或诠释）都是可供研究利用的档案、日记、文稿等珍贵的史料，考证也做到实事求是，均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第三，它发表的研究信息都是国内外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或开展学术交流的详尽记述，有助于研究者开阔视野。第四，它目前还是内部刊物，有的问题不宜于公开探讨，而宜于著成文章在这里发表，它可容纳某些研究成果和资料，足以满足相当范围的作者和读者的要求”[14]。

从创刊到2004年，20多年来，《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相当数量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具有拨乱反正性质的文章，如：关于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文，是‘武力解决中央’，还是‘彻底解决党内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红三十军、九军和五军西渡黄河，是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还是奉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的命令？等等，这些已被澄清的重要历史事实，现已为严肃的中共党史书籍所采用”[15]。

《党史研究资料》自1979年创刊至2002年为月刊，2003—2004年为双月刊，共出版323期，发表文章近2500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在博物馆工作刚刚步入正轨，党史研究和宣传面临拨乱反正任务的那个特殊年代里”，《党史研究资料》“对党史、革命史和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6]。“在众多的同类刊物中，尤为注重党史、革命史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并逐步增加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内容。刊物受到广大党史和革命史研究、教学工作者和博物馆工作者的欢迎”[17]。

2005年，为适应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和业务工作的需要，在继承《党史研究资料》优点及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改版创办了《近代中国与文物》(图五)，设有近现代历史研究、文物研究、博物馆研究、文物科技与保护、社会生活研究、档案文献等栏目。从2005年至2010年，《近代中国与文物》共出版 19期，发表论文200余篇。

《近代中国与文物》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政治性和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坚持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提倡严谨治学的学风，及时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文物博物馆工作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把近现代历史研究与文物博物馆工作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了近现代历史研究和文博研究的发展。

 

五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之后，时代又赋予了馆刊新的使命。在经历了历时3年半的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以其近20万平米的建筑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窗口，而“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馆定位，成为国家博物馆时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这就需要有一份能够反映“历史与艺术并重”的馆刊，以完善国家博物馆的学术建设。2011年，国家博物馆对《中国历史文物》和《近代中国与文物》进行改刊，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图六），并突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刊理念。

新馆刊为国际标准大16开本、10个印张、160个页码全彩精印月刊。其中常设古代史与文物研究、考古学研究、艺术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展览评论等栏目，在内容策划和布局上，充分考虑学术发展的需求，紧追学术前沿，并结合博物馆主要的业务工作，配合重要展览、馆藏文物，随时增加相应专题栏目。

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已经出刊10期，集中刊出业内专家的论文。其中围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抗倭图卷》组织的“比较研究：《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围绕“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系列展”之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组织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围绕德国“启蒙之艺术”大型展览以及 “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组织的“启蒙的艺术”等专题，引人注目。改刊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内涵丰富，信息量大，涵盖不同的学术领域，版式设计优美、印制精良，全面地反映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活跃博物馆学术氛围的目标。

新的馆刊将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坚持严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提倡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气，注重反映文博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办刊宗旨，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努力办成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刊物。在促进本馆科研工作的同时，改刊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将加强与兄弟博物馆及有关科研院所的信息交流和业务交往，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文博业务工作的发展。

创刊80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期刊发表了大量学术精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刊风格，打造出了自身的特色，馆刊的学术影响力在不断进步。回顾馆刊创办和改版的历程，无不反映了时代变化中的博物馆新的现实需求和新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要学术窗口，在国家博物馆新的发展过程中，馆刊将“承担更加重要的学术责任，它作为本馆学术积累的一种呈现方式，将全面反映本馆‘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然正如我们的前辈在1926年的馆刊‘发刊辞’中所说：‘本刊殊微不足道，然苟能藉此引海内学人之赞助，而策其进行，则他日有成，匪徒私幸’。” ［18］

 

注释:

［1］［2］［3］［4］［5］《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第一年第一册。

［6］ 《本馆讲演会讲演录》，《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7年第二年第三册。

［7］［8］《本馆开馆记事》，《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7年第二年第二册。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1925年）》，《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第278－281页。

［10］《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11］《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改版的请示报告》，历办（2001），第3号。

［12］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缩写IF）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大，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13］[16] 北京博物馆学会编《北京博物馆年鉴（1912－1987）》，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231页。

[14] 张注洪：《祝贺与期望》，《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期。

[15]林蕴晖：《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以真求新》，《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期。

[17]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革命博物馆50年》， 海天出版社，2001 年，第32－33页。

[18]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改刊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