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古国， 相传经历了 蚕丛、鱼凫、 柏灌 、杜宇、开明等王朝，至公元前 316 年 被 秦所灭。

　　据《世本·氏姓篇》记载，蜀山氏曾与黄帝通婚，《史记》称蜀为黄帝的后代。《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氏最早称蜀王，那时的蜀还处于一个没有礼乐制度，没有使用文字的年代。夏、商、周时期，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势力比较强大的方国，与中原商周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甲骨文有涉及蜀国粮食收成和伐蜀的记录。周武王克商，蜀国曾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周原卜辞中也有“伐蜀”的记载。 由于文献记载简略，致后世对古蜀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传说中。故唐朝大诗人李白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

　　考古发现夏、商、周时期古蜀国大致以成都平原为分布的中心区域。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与古蜀文明有关的考古学文化是宝墩文化，约距今 4500 —— 3700 年，跨新石

型奇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个性，表明三星堆遗址已经是 一个具有大量财富，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娴熟的玉石器加工技术，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文明古国，长江上游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形成阶段中的灿烂篇章。

　　三星堆城址在距今约 3000 年左右被废弃，古蜀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二桥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距今约 3200 — 2600 年，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承袭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又包含着许多新的文化因素，文化范围分布非常广泛。此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木（竹）骨泥墙建筑两种形式，石质生产工具仍然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锛、凿为主；盛行尖底陶器；卜甲的多见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征。以 2001 年初发现的金沙遗址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文物等级最高，延续的时间最长。现已探明金沙遗址的面积在 5 平方公里以上，主体文化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

器时代晚期至夏代。 1996 年以来在成都平原上先后发现这一时期的八个城址群，表明这时的成都平原已是城址林立，人口繁盛，农业发达。这些城址大多坐落在河流台地上，沿河流方向平行修筑，各城址都有高耸的土筑城墙，有的还有宽大的壕沟，防御功能十分明显。城的面积从 10 — 60 万平方米不等，有的还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可能已有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形成。房屋建筑以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方式修建。生产工具主要使用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 切割和钻孔技术也已被熟练地掌握。陶器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器形富有变化，生产技术已十分先进，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宝墩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期。最新考古材料表明，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存在距今约 5500—4500 年的聚落遗址群 , 拥有密集的房屋、宗教祭祀广场、人祭坑等重要遗存。这一发现对于探索古蜀文明的来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距今约 3700 — 3200 年左右，成都平原进入三星堆文明时期。 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先后从中原夏商文明中吸收了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成就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发达的青铜文化。在 360 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内，发现了密集的房屋遗迹，众多的祭祀坑、灰坑、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墓地等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让世人震惊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及象牙等 精美器物。这些器物造

周时期，遗址内现已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区、大型的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址、墓地等重要遗存。其中祭祀区内出土了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礼仪用器，其面貌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或相似，可以确定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消亡以后，成都平原上新崛起的一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是古蜀王国另一个都邑所在，是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辉煌。

　　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前 316 年，古蜀文明发展到最后一个高峰。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的规模宏大的船棺墓地、新都马家等级高贵的木椁墓、涪陵小田溪的土坑墓群可能就是当时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巨大的船形棺、精美的漆木器，极具地域特点的蜀式铜兵器，还有至今不能识读的蜀文化符号都成为此时期文明发展的代表。 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蜀王国的历史篇章至此结束，古蜀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蜀文化， 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蜀国文明， 神秘的古蜀王国起源、形成、发展、融合的 历史轨迹已日渐清晰， 古蜀 先秦 文化发展的序列也基本建立， 历史的迷雾正 渐渐 拨开， 新的考古资料与线索引导人们不断走近蜀文明的历史。

( 撰稿：王方 李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