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在其新著《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出版)谈到中国传统从古至今有三个方面，这之中他省略了20世纪初期以来民国的传统，自有他的道理。然而，就中国绘画的发展来看，中国绘画有四大传统：一、五千年传统，博大精深，内容宏富；二、民国传统，中西融合的现实主义传统；三、新中国传统，为社会服务的现实主义传统；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这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多样性互为依存的传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历史的自然递进的关系，可是，内在的因果关系却反映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尤其是到近现代以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反映社会发展的美术发展，尤其是中国画的发展自1840年以来所出现的变化、改良、改革、革命、创新，正好像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样，跌宕起伏，丝丝相扣，气象万千。因此，就美术的发展而言，民国传统的特殊性在历史时区中承前启后，特别是对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至关重要。
甘阳将其所表述的三大传统总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确实，这三大传统所表达的强烈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内涵，使得每一个传统中都有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和具有体系性的内涵，这在中国美术以往的历史发展中都可以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图像。可是，在甘阳所表述的“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看到“文明—国家”的艺术表现，它们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业态来诠释“文明—国家”内涵？这从应该出现端倪的当代美术的现状方面来分析，好像还没有看到端倪。
多元化和多样性互为依存的传统难以形成“文明—国家”文化自觉，政治、经济中的很多问题，都在一种彻底割裂中表现出改革开放的成果，显现出生机和活力，并表现出经济方面的成就。然而，与经济的发展全然不同的是，文化上对新中国传统的依存，延续了体制上的基本格局，而由体制建构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所呈现出的主流创作，并不能反映新的社会发展态势中的文化关系。基于多样性和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使得无法控制的新的艺术样式崭露头角，尤其是依附于市场的表现，依附于对“文化产业”的追求，更使得像“当代艺术”这样的概念横走天下，从而印证了多样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之中文化本体中的文化自觉被置之度外。社会价值观在21世纪出现的变化使得人们在对待新传统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相互依存时，只是在现实的无奈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去任之随遇而安。
这一状况延续到进入21世纪以来，新传统的文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缺少文化自觉，因此，“文明—国家”中的中国美术是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无序发展来表现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互为依存，还是以文化自觉来建构“文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言而喻。反之来看，整体中的“文明—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格局，也就大致能了解到我们今天的文化自觉能否承担导引走向“文明—国家”的方向。这一问题在今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当然人们也可以置之不理，同样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去接受现实的问题。
当“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中的民族和国家在中国美术中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和显现，这也在一种比照中显现出迷茫和困顿。而艺术极度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状况，又将延续多久？理论上是期盼文化自觉能发挥影响和作用，用文化自觉完成社会担当，用文化自觉构建新时代的文化理想。可是，文化自觉在当今社会中的尴尬是因为缺少文化自觉，而缺少文化自觉的文化建设则难以成就文化强国的峰巅。显然，基本的文化理想矗立在当今的社会基础上有着无数的不切实际，那么，走向“文明—国家”的步伐和速度、方向和目标，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而美术在这个“文明—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体系，成为连接上面四大传统中的一个新传统，又必须依靠文化自觉。(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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