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谓“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天地秩序与万物和谐的体悟。在长期历史文化进程中形成的礼仪制度，既是礼的精神内涵的具体外化和生动体现，也是规范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各守其分、和谐共处的重要方式。商周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青铜器为主的礼器和盛大庄严的礼仪是礼制规定中最重要的内容。青铜鼎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核心类型，既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内涵，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审美艺术和科技成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鼎上铸刻的铭文也成为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的重要物证。
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鼎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鼎成为最重要的礼仪性食器。贵族的等级地位越高，所使用青铜鼎的规格也就越高。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规范化的用鼎制度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在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者；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负盛名。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上海博物馆推出“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就是要以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时期大型青铜圆鼎为切入点，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展示青铜鼎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本次展览展出的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圆鼎的经典之作，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衷心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引导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用鼎制度所承载的丰富礼仪文化，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直播回看 | 文物里的中国，三千年前的顶级“炊具”什么样？
直播主题：文物里的中国，三千年前的顶级“炊具”什么样？
直播时间：2021年10月05日 19:30
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鲁念
主讲嘉宾：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 翟胜利、刘羽阳
直播平台：“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及社交平台账号、“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社交平台账号
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圆鼎中的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加上此次应邀参展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圆鼎联袂亮相，考其体量和历史、艺术价值，称为“圆鼎之尊”实不为过。
商代后期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入藏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西周早期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传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说眉县礼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西周中期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
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展至2021年10月24日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遗址，鼎在商周时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并一直延续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鼎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品味。
“钟鸣鼎食”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集中表达，体现了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与礼仪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鼎最初只是一种烹煮和盛装肉食的饮食器具，在祭祀、宴乐、朝聘、会盟、婚丧等礼仪场合广泛使用，逐渐被赋予特殊的礼仪、文化、等级、信仰属性。先秦时期，不同身份、级别的贵族，使用鼎的规格各有不同，这在其体量、形制、器物组合关系方面多有体现。尤其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相对严格的用鼎制度，成为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表征。
西周中期
高19厘米，口径19.5厘米
传陕西关中东部出土，2013年征集
㺇簋盖面和颈部饰以长卷尾鸟纹，盖内铸铭88字，器内底铸铭89字，内容为周王在康宫大室册命㺇。与此簋器型、纹饰、铭文相同的铜簋尚有3件，共4件组成一套。
西周中期
高38.8厘米，口径39.8厘米
传陕西宝鸡虢镇出土
这件圆鼎腹内壁铸有铭文8行79字，记述了某年五月甲寅日，周王在康庙册命南宫柳为“西六师”牧人、场人等职官。“西六师”是西周王朝以西土贵族集团为主组成的军事组织，为商末周初克商的主力。据《周礼·秋官·司徒》记载，司徒下辖“场人”“牧人”等职，掌管军队的后勤补给。
西周晚期
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重37.25千克
1940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镇任家村窖藏出土
禹鼎为较深而倾垂的圆腹，最大腹径近底部，折沿上有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下饰六组分解式窃曲纹，腹部饰一周波带纹，足根处饰兽面纹。这种立耳垂腹鼎是西周晚期常见的鼎制之一，窃曲纹与波带纹的搭配也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纹饰布局，与大克鼎、小克鼎相似。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0行208字，记述禹的家世、周王朝统治危机及禹在危机中立下军功等历史内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腹部形态的区别，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主要分为分裆鼎、方鼎、圆鼎三种类型。子龙鼎、大盂鼎与大克鼎即为圆鼎，又可细分为垂腹圆鼎，这种形态兴起后，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稳定的三足，加上浑圆的腹部，形成了圆鼎庄重典雅的艺术风格。人们至今仍常用“三足鼎立”形容势均力敌的均衡态势，正是源于三足圆鼎给人的视觉印象。
西周早期
高22厘米，口径17.2厘米
1957年罗伯昭捐赠
如果以拟人的视角观察分裆鼎，其足腹相连构成一个单元，两个单元间却并非如圆鼎一般连贯，而是形成一个有凹陷的“裆部”。这种鼎的腹部结构与青铜鬲相近，故也习称为“鬲鼎”，只因为足部并不中空，仍划归鼎一类。
旅鼎的三足细长，上接鼓胀的鼎腹，每个足上的鼎腹间有明显的凹陷，带有西周时期分裆鼎的典型特征。
西周早期
通高29厘米，口长18.3厘米，口宽15.5厘米
1953年文物局调拨
方鼎相对圆鼎较为少见，因其作模制范不易及铜液浇铸时多凝结不均以致成品率较低的缘故。一些著名的青铜鼎，如商代早期的杜岭大方鼎、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大方鼎，除体量巨大之外，也因其形体呈方形显得尤为珍贵。
亚獏鼎是⽅鼎在⻄周时期产⽣的变化形态。其腹壁⼀改商代陡直的特征，⽽略呈垂腹状，显得愈加敦实稳重。
西周晚期
通高38.5厘米，口径38.5厘米
195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拨
圆鼎是⻘铜鼎最经典的造型。⻄周中晚期时，圆鼎演化出半球形的形态，与⼤克鼎⼀类垂腹圆鼎共存。遤鼎即⻄周晚期半球状圆腹鼎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
高39厘米，口径35.2厘米
2005年征集
垂腹鼎是贯穿整个西周时期的主流青铜鼎造型。爯鼎的造型为立耳、垂腹、腿足根部装饰带有扉棱的兽面纹。从造型传承的角度来看，其居于大盂鼎与大克鼎之间。
兽面纹是商周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纹样，子龙鼎、大盂鼎与大克鼎的主体纹饰均为兽面纹。子龙鼎颈部的兽面纹带有与其铭文“龙”字上形状一致的瓶型角，十分有趣。大盂鼎颈部的兽面纹形构俱全，堪称西周早期兽面纹的范式。西周中期，兽面纹简化为带有典型周人风格的窃曲纹。这一时期的大克鼎呈现了兽面纹向窃曲纹转化的过渡形态，即兽身已简化成窃曲纹，双目却保持了西周早期的特征。这种现象可视为⼀种审美的复古。
商代后期
通高20.5厘米，口径17厘米
这件青铜鼎为鬲鼎，浅腹分裆，三圆柱形足。口沿下饰云纹带一周，腹部以云雷纹为地纹，饰三组有首无身的简省形饕餮纹，大卷角，臣字形目，口、耳、鼻、眉俱全。饕餮纹两侧饰倒置的夔纹。这件鼎底纹填漆，使纹饰更清晰美观，器身莹亮如玉。
西周早期
高60厘米，口径48.5厘米
这件青铜鼎形体硕大，立耳、蹄足，颈部饰饕餮纹，腹部饰雷纹。鼎盛期的青铜器纹饰中，雷纹多用作衬底纹样，见于主纹之下，形成繁复细密的装饰风格。这件大鼎腹部以雷纹作为主纹，审美简约而粗犷。
西周中期
高33厘米，口径30.5厘米
2004年征集
窃曲纹得名于《吕氏春秋·适威篇》中“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是后世文献中对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最早的定名之一。窃曲纹实则是对兽面纹进行解构与重塑形成的抽象纹样。
任鼎颈部的纹饰带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窃曲纹，与大盂鼎对比来看，其上逶迤扭曲的姿态依稀透露出西周早期兽面纹的影子。
西周晚期
高32厘米
2005年征集
柞伯鼎为西周晚期的青铜鼎，其口沿下的装饰纹样延续了西周中期出现的窃曲纹风格。
我国先民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时期起，就开始铸造青铜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的青铜礼器群。商代的青铜器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方面均有较大突破，已能够熟练使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技术，制造出后母戊鼎这样大型的器物。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较多承袭商代遗风，西周中期以后，铸造工艺进一步发展，器形、纹饰均有明显变化，长铭文的出现成为周代青铜器的重要特征。
商代早期
长23厘米，宽24厘米
1954年河南郑州南关外出土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多采用“范铸法”铸造而成，包括由模制范、由范制芯、范芯组合后浇铸器物三个步骤。模，指铸造器物的模型，可由木或泥制成。范，指由模翻制而成的铸件外廓。为便于从模上剥脱，制范时要分割成数块。芯，指浇铸时用以形成器物内腔的泥芯，也被称作内范。
这件陶鬲外范为完整铸件外廓的三分之一，反映了这一时期圆鼎、鬲等三足器物的冶铸构思，多采用三分法。
商代前期
高32.7厘米， 口径30.5厘米
1953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
拓片是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的文字、图案拓印在宣纸上形成的，是传统金石学对青铜器和碑刻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其朴拙典雅的古风，亦为世人所推崇，成为一种格调颇高的艺术品，历代金石学者和文人雅士竞相收藏鉴赏，蔚然成风。因此，拓片并不仅仅是文物的附属品，其本身亦是珍贵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是被称为“海内三宝”的三尊国之重器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见证。
大盂鼎入藏潘府前，多藏于关中地区，故这一时期被称为“关中拓本”，且数量稀少。入藏京师潘府后的拓本则称“京师拓本”。其中倒数第三列“臣十又三白”的“三”字因锈蚀未除，旧拓作“二白”。这一显著特征为划分关中拓本与京师拓本的主要依据。
1875年初（同治十三年）大盂鼎入藏潘府后，“京师拓本”始逐渐流传。1890年（光绪十六年）潘祖荫去世，双鼎运回苏州密藏，潘氏后人行事低调，大鼎的传拓戛然而止。这一时期的拓本被称为“京师拓本”，多为当时的社会名流所收藏。
大克鼎出土于关中时，铭文多半漫漶难识。第二年潘祖荫在京师组织幕僚洗剔传拓，传世的拓本可分为“未剔本”与“剔后本”，亦称为“关中拓本”与“京师拓本”。关中拓本为出土后最初数月所制，十分罕见。此铭文拓片整体漫漶不清，几有三分之一内容不可辨识，为关中时期的未剔本，下半部有整鼎全形拓。
这张毛公鼎铭文拓片与全形拓有“陈陔续拓先藏金石”“陈陔拓先藏金石文字”两方印章，为陈介祺后人所有。陈介祺于1884年去世后，毛公鼎归其次子陈厚滋，陈陔为陈厚滋之子，后于1910年将毛公鼎卖与端方，此拓本是毛公鼎为陈陔收藏期间制作。毛公鼎铭文铸于球腹内，上纸不易，故分割成四块分别拓印，再将其紧密裱接在一起，是为四块拓本。此种拓本最大限度保持了文字的原貌，但重字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