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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综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成军 郝寅祥
“古代中国”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品共计2521件,其中文物为2026件。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古代中国”以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它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与艺术并重”这一新的定位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时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领导高度重视,中国国家博物馆领导班子全力以赴,科学而有序地组织各项论证工作,凸显“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地位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前身为“中国通史陈列”,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作为全国唯一系统展示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陈列,在1959年至1999年四十年间,它的每次修改工作都是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的,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上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通史陈列”的各项筹备工作是在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邓拓、王冶秋先后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周恩来、陈毅、彭真、万里等中央领导先后审查陈列。经中央批准,由中宣部向全国发出调用文物的电报,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全国77家文博单位调用和借用文物30517件。1988年,“中国通史陈列”进行大规模修改,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上级单位领导多次到馆听取修改陈列的汇报。国务院正式批准文化部《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修改“中国通史陈列”呈请调用文物的报告》,李铁映做了详细指示,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博单位调用文物632件。在本次“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筹备过程中,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文化部蔡武部长、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等上级机关领导都高度重视,先后做出各种重要批示。尤其是面对“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缺少反映我国各地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新成果的状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7月21日向全国文物收藏机构印发了《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请支持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借展工作的通知》。
中国国家博物馆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各项筹备工作。吕章申馆长多次主持召开馆务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的汇报,指出“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古代悠久文明的系统展示,我们要当作历史性的、体现国家水准的、最重要的一个陈列来对待,与“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一起,成为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专门成立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总体领导小组和形式设计总体领导小组,吕章申馆长任组长,董琦副馆长任副组长;还成立了由著名学者王宏钧先生、孙机先生为首的专家组。这种组织机构的设置确保了对“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设计工作宏观和微观的指导。在落实文物商借工作中,吕章申馆长多次召开馆长办公会议,不仅明确了馆领导班子各自的分工,还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工作思路、详细可行的工作方案和严谨周密的操作规程。为了加强与被借展文物单位的协商与交流,吕章申馆长亲赴商借文物最多的省份斡旋关系,黄振春书记负责商借文物的经费执行情况,董琦副馆长造访了各个商借文物单位,为新时期文物借展交流工作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截止到2010年4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西藏博物馆共计17家文物收藏单位签定了商借文物合同,商借文物共计218件(组)。全国文物收藏机构的大力支持有效地缓解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新文物匮乏的状况。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设计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十分重视吸收馆内、外专家的意见。“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总体领导小组于2008年上半年经过9次研讨,修订了陈列的基本原则、指导思想及大纲纲目,在展品构成、展览主题、展览结构、展览语言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2008年下半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一百余位学者专家对陈列内容大纲进行了书面评审。2008年11中旬-2008年12月中旬,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举行了四次全国博物馆界、考古界、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以及部分资深专家学者的内容设计研讨会,吕章申馆长、董琦副馆长与近200名专家学者就“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大纲广泛交流了看法。2009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方案、专家评审意见汇总以及商借各省文物目录呈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并报国务院。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的过程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动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形式设计工作,在形式设计总体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了相关的平面、立面、照明、展柜、段首、休息设施等分项设计。在展柜设计中,中国国家博物馆采取邀请生产展陈设备的相关厂家进行展柜样品试制的做法,在对这些样品进行审核、评估和论证的基础上,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展柜设备的招投标工作,从而确保了展陈设备的质量。2011年5月17日“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举行预展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举行了在京专家和商借文物的各地领导及专家的研讨会,吕章申馆长和董琦副馆长听取了大家对“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真知灼见。可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严谨而科学地组织“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各项工作,使这一国家重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圆满而顺利地完成。
以“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确定新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陈列体系;以“简约主义”为设计理念,强调展陈设备的安全性、保护性、技术性和展示性,突破封闭展厅的黑洞效果,为观众营造舒适安全的参观环境
以往的“中国通史陈列”既按社会发展分期,又按朝代排列。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并且结合生产斗争,表现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其中突出地表现历代农民起义和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发明创造。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前期理论准备和后期内容大纲研讨中,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看法主要出于对古代西欧历史的认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于“封建”一词的实际意义及其是否适合指称中国春秋战国以后的古代社会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为了更客观地展示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更好地反映当代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中不再按社会形态分期,而是以朝代更替为脉络,将陈列划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以系统地展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为主线。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体系的构建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强调凸显博物馆的文化特征,主要以文物和文物的有机组合来反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因此,在内容设计中,我们承认文物蕴涵着历史,但是文物在全面而周密地反映重要历史人物、事件、进程和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尽量避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地用文物表现历史和反映学术研究成果,要合理地表现政治方面的内容,重点表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承认辅助展品在显现文物本质、反映陈列思想方面的重要性,但应避免从教科书出发、通过堆砌辅助展品使陈列合乎知识逻辑的做法,使陈列沦为教科书的附庸;承认复原场景在丰富陈列展示内容方面的作用,但应避免不顾陈列展示空间的局限,盲目照搬各种考古遗迹,进而影响文物本体展示的舍本逐末的做法;承认通过陈列内容设计不仅要给观众提供各种知识,更要与观众进行信息的交流,但在陈列叙述中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高度概括和具体叙述之间的关系,以凸显文物的个性特点、反映文物组合所蕴涵的陈列思想为叙述重点,避免信息的冗余,进而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提倡合理使用新技术来彰显文物的个性和陈列的品位,但应将新技术纳入到整个陈列内容体系中,避免因滥用新技术手段而陷入过度强调科技包装的认识误区,警惕技术主义的泛滥对博物馆文化价值的严重侵害。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中始终强调依靠以文物为核心的博物馆展览资源来构建自己的陈列体系,在陈列博物馆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形式设计上,中国国家博物馆以“简约主义”为设计理念,追求简洁、厚重、大气、素雅的艺术风格。展厅整体设计注重保留和利用现有建筑空间的特点,使陈列空间与建筑空间融为一体,避免不顾建筑特点、在建筑空间内任意搭建“屋舍”的做法。序厅、结尾厅、段首、各种版式和辅助展示等各分项设计,合理运用“计白当黑”、“无中万般有”的艺术思想,采用简明易懂的表达形式来烘托展览主题,避免添加过多的装饰元素。展厅色彩从地面到墙面、隔栅吊顶由深变浅,整体色调为中性色,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显格调,明快中蕴雅致。柜内照明、外露展品照明和环境照明设计严格遵循中国博物馆照明规范,以保护文物为前提,以展示文物、为观众营造舒适的光环境为追求,改变了以往封闭展厅的黑洞效果,文物的美轮美奂、展厅空间布局的合理通畅、建筑空间的静穆大气都在光与影的和谐变化中得以显现。
在展陈设备的设计和制作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强调保护性、安全性、技术性和展示性是关键。其中展柜主要为国内厂家制作,设计简洁规整,以展示文物为要物,不尚装饰,具有浓郁的现代工艺美感,能使观众视线离开展柜样式,更多地集中在文物上。这些展柜的主体结构采用金属构架。柜门开启采用自动、半自动和手动等多种方式,操作简单方便,传动部件灵活自如。柜底为全封闭结构,设置可微调、移动和固定的脚轮装置。展柜玻璃使用夹胶防爆膜、防紫外线超白玻璃,部分使用防眩光、低反射超白进口玻璃。展柜灯光照明设定防紫外线光导纤维照明设备(或LED光源照明设备)和日光灯照明设备,均设调光系统。展柜内部背板、展台平面板材料均采用PVC20mm厚的环保板面,并装裱纺织材料,书画背板制作采用磁吸方法。展柜具有高密封性,选用专业硅胶、密封条、胶垫做密封处理。展柜安装专业锁具。除采用国内厂家生产的展柜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引进国际上更加先进的文物展柜-德国汉氏展柜,以达到对特殊文物进行特殊的技术保护、提高展示效果。该展柜在文物保护控制系统、柜内微环境控制系统、特殊灯光照明系统及展柜密封程度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均高于国内文物展柜制作生产厂家,达到国际顶级水平,为世界许多著名博物馆所广泛采用。柜内展台上的纺织材料是请专业的书画装裱专家装裱而成,在朴实的设计制作中传递出一种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文物的支撑加固以安全性为根本,以技术性为保障,以展示性为追求。制作人员正确处理了有形与无形的关系,选用各种哑光材料,通过藏、挡、埋、托、吊等方式,凸显文物的典型特征,使文物更加溢彩流光。
完善项目负责制,建立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三位一体的设计体系,确定以我为主、部分工作借助社会专业团队的合作机制,形成具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色的陈列运作模式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实行项目负责制。整个项目有总负责人、艺术总监和施工制作总监。同时,根据八个历史时期分别组成子项目组,每个子项目组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艺术设计师、制作总监等人员组成。总项目组和子项目组具有各自明确的工作职能和权限,使他们成为一个既相联系又能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团队。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设计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始终强调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之间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是辨证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它们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展示空间内,以文物为工作主体,采用不同形式完成文物的视觉设计工作。其中内容设计是陈列设计的基础,它要求内容设计人员不仅要高度重视陈列大纲中文物和文物组合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密切注意由它们构成的陈列视觉形态,即在这种陈列视觉形态下,文物组合的数量、文物的体量与特定的展示空间是否匹配,其所产生的视觉形象与形式设计、施工制作分别完成的视觉形象是否能有机地衔接、传递与完善,使陈列内容和陈列思想通过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很好地凸显。缺少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方面深入的思考,割裂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制作在视觉形象传递方面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内容设计最终很可能导致整个陈列杂乱无章。形式设计与施工制作都是以内容设计为基础,它们在内容设计阶段就应该去感受、理解、参与内容设计,寻求三者在视觉设计与表达上的一致性,避免过多地出现偏差而导致工作的反复,从而影响最终的陈列效果。其中的施工制作决不是简单的技术劳动,它同样应该是富有创意的设计工作,能使陈列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真正立体化,传递出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所无法言表的思想,从而提升陈列的艺术品位。只有这样,内容设计、形式设计与施工制作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才能最终转化为协调统一的关系,才能真正完成陈列的整体设计。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设计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始终强调要尊重博物馆陈列展览行业的特殊性,要充分发挥本馆设计人员的聪明才智,避免通过形式设计、施工制作招投标,人为地割裂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制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出于社会化、专业化和工业化的设计需求,中国国家博物馆也邀请了社会上的专业团队承担了陈列的照明设计,完成了以展柜为核心的展陈设备的制作工作。但在这些工作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始终强调以我为主,要求合作的社会团队按照我们的设计理念、工艺要求和技术参数,完成相关的设计和制作任务。这种陈列运作模式锻炼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设计人员,丰富了他们的设计认识,提高了他们的设计水平,有效地避免了博物馆的陈列思想和艺术观念被淹没在材料和科技手段中,避免了陈列设计过于肤浅和时尚化,极大地彰显了博物馆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