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展厅：北10展厅　展期：2017/7/26 - 9/26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以湖南酃县的中村为试点，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6月以后全面展开。起初采取土地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办法，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这种办法体现了反封建的彻底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1928年春季，毛泽东率领红一团攻打茶陵附近的酃县。由于驻守酃县的是国民党正规军，所以收获颇丰。这是缴获后分给农民的毯子。

　　红七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由邓斌（即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9年夏，邓小平化名邓斌，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当年12月和次年2月，同张云逸等人先后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张云逸任军长，龚楚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春，红七军遵照中央指示，开展向外游击战争，同年秋，奉命北上。此后部队主力转战于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辛，行程6000余公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每到一地，都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书写标语、张贴布告。这张布告就是红七军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向民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主张所使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各地红军领导人的率领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苏区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
　　为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命令》将红星奖章分为三个等级，并对每个等级进行了说明，一等红星奖章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二等红星奖章授予“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三等红星奖章授予“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采纳中革军委的建议，规定每年以南昌起义的时间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并决定于当年“八一”纪念节向红军各团授予战旗，同时向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授予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只在1933年和1934年的八一建军节时颁发过两次，后来因红军长征，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便没有再继续颁发。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杨得志等。
　　一等红星奖章为金质，基本形状是两枚五角星交错而成的星花，象征革命的星星之火。中间是五星和禾穗组成的圆形图案，象征着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工农解放而服务。围绕五星的图案标有“红星章”三字，标明为红星奖章。奖章背面竖书“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等红星奖章一九三三八一”，标明了奖章的等级和颁发日期。底部横书奖章编号。
　　这枚一等红星奖章编号“第13号”，由于时间久远，已缺失一角和挂链，并有变形。

　　王诤（1909—1978年），江苏武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人之一。早年进入国民党军政部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了红军通讯工作部门的建立。1931年1月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任大队长，之后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职。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中，他用仅有的一部电台对敌人电台进行监听、破译，获得珍贵情报，还为红军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鉴于他的突出贡献，1934年1月，周恩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这枚二等红军奖章授予王诤。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一路辗转进入贵州境内。这里居住着苗、瑶、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造谣，再加上环境较为闭塞，地区文化、经济相对较为落后，不少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有误解，纷纷躲避、隐藏。
　　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阐明红军的行动方向及要实现的目标，让广大群众认识、了解，进而帮助、加入共产党和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要求部队做好宣传工作。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入城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印制、张贴布告、标语，开展宣传工作。
　　这张布告就是当时印制的。它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首列标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末列年款“公历一九三五年一月 日”、署名“代主任李富春”，均为楷书、大字。年款处加盖了刻有麦穗标记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朱文圆印。正文4段、20列，共444个字，楷书、小字。布告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待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白军士兵的各项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与任务；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自动打土豪分田地”“收缴一切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踊跃“报名当红军”等等。
　　1935年4月，红军来到一个只有20余户布依族人家的小山村。由于听信谣言，村民都躲到深山之中，只剩下一位50多岁的老人。在与红军战士们聊天中，老人逐渐消除了恐惧，主动帮助红军张贴这些布告，还向躲在深山中的村民宣传红军。
　　红军离开村子后，老人悄悄把这张布告揭下藏在家中。同村的地主和国民党地方军阀得知此事后，多次上门搜找，逼他交出布告，并以杀头相威胁，但老人始终守口如瓶。几经周折，老人终于将这张布告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老人把它捐赠给当地政府。1959年4月，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将其拨交我馆。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凉山的彝族聚居区。中革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率先北上为红军开路。
　　为了让当地彝族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党的民族政策，中革军委决定印制《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用于沿途开展宣传工作。负责起草这份布告的是当时的《红星报》主编、有“军中秀才”之称的陆定一。他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一共26句，全部内文共156个字，语言浅显、朗朗上口、易记易传，准确而简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表明红军是军纪严明的军队，还向彝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布告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并从此传播开来。
　　布告起草完成后，刻印工作交给了当时负责出版的总政治部秘书科文书科科长赵发生承担。赵发生字写得好，是一个肯动脑筋、非常能干的人。接到任务后，为了能把布告印得大一些，他将布告分刻在两张蜡纸上，又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拼印在一张纸上，几乎看不出拼接的痕迹。印出的布告，字迹优美、醒目，大小也适于张贴。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布告起草者陆定一看后都十分满意。
　　这份布告一经粘贴和发放，就在当地的彝族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加之红军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很快取得成效，深入凉山各族人民心中，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提供了可靠保证。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到陕甘苏区参观访问。为方便外出采访，红军给他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一天，斯诺为毛泽东拍照，看到他的头发长且有些凌乱，于是顺手把自己的八角帽摘下来，戴在毛泽东头上，按下快门把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形象拍了下来。斯诺回国后，一直小心保存着这顶八角帽。1975年，在斯诺逝世三年后，他的夫人专程来到中国，把他们保存了近40年的这顶毛泽东和斯诺都戴过的八角帽，亲手交到斯诺生前好友邓颖超手里，并通过她捐赠给我馆收藏。

　　莫里斯·沃陶，美国记者，1922年至1949年间在上海和重庆工作、生活。1944年6月，沃陶作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代表，跟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到达延安。这次访问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访报道，参观团中还包括哈里森·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冈瑟·斯坦因等著名外国记者、一些国统区大报记者和部分国民党官员。参观团抵达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接见了参观团。在延安访问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外国记者们用笔和相机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回到重庆后，时为国民党宣传部雇员的沃陶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抹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而是撰写了《我从陕北回来》，如实介绍了他的陕北之行。
　　这套八路军木刻宣传画就是沃陶在延安时，朱德赠送给他的。1977年，沃陶将这套宣传画转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中国史助教罗伯特·萨默斯博士。1979年，美国明清史代表团计划来中国访问。罗伯特·萨默斯得知此事后，便请代表团团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教授在访华时将宣传画带回中国，作为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珍贵见证。6月29日，魏克曼教授在回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宦乡的宴会上将其赠送给社科院。同年7月，为筹备《朱德同志纪念展览》，社科院将此宣传画转交我馆保管及研究。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福建长汀城南长岭寨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3门，炮弹百余发，以及一批物资。占领长汀后，红四军建立了长汀县革命政权，并对部队主力进行整编。期间，毛泽东、朱德指示红四军协助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长汀赤卫队，招收了60余名贫苦工农青年，并拨20支枪武装赤卫队，同时选派军事干部帮助训练。4月，长汀赤卫队随红四军转战赣南。在江西于都，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林俊由赤卫队队长调任副党代表，另由王廷瑛接任赤卫队队长一职。之后，长汀赤卫队发展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的骨干力量，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翻越中甸雪山，进入藏族居住区。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开始积极为红军当向导，还帮助红军找住房、买粮食，有的藏民还把家里的粮、油、肉、糖、酥油送给红军，但红军都坚持照价付款。归化寺的“八大老僧”看到红军确实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决定与红军会谈。贺龙热情接待了喇嘛寺的代表夏拿古瓦，向他解释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希望他们帮助红军筹备粮秣，为红军顺利通过藏区提供方便。为表示诚意，贺龙还亲自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八大老僧”被红军高级将领诚恳和蔼的态度和作法所感动，决定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青稞、食盐等物资给红军。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就筹集粮秣约10万斤。夏拿古瓦更是为红军日夜奔走。为此，贺龙为夏拿古瓦颁发了委任令，“兹委任夏拿古瓦同志任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与本军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体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拿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稍事为难，是为至要。此令。主席贺龙。”就这样，红军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中甸藏区和茫茫草原。

　　何长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6年10月，他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结业后转入第二期继续学习。1937年7月，抗大第二期毕业，所有学员被分成14个队，其中第一至第八队均是红军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和一个女生区队被统编为第四大队，基本都是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何长工任第十一队队长，后来接替聂鹤亭担任第四大队队长。
　　这件命令是1937年5月3日签发的，当时抗大校长虽然是林彪，但由于第二期学员数量增加，办学规模扩大，学校为此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工作。所以，这件命令是由毛泽东签发的。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国民党则于1943年5月后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担负起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部队的军事指挥，阻止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和骚扰，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机关绝对安全的重任。1943年8月20日，为统一绥（德）米（脂）警备区军事指挥与对外统战工作，中共绥德地委奉联防军司令部命令发布通知，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徐向前兼任绥（德）米（脂）警备区及一二○师独一旅司令员，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及一二○师独一旅政委，并对其职权范围、河防指挥与渡口管理、统战接洽、招待事宜等作出相应指示。

　　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7月初，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北线作战的意图。随即，紧连北线榆林、横山的绥德分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北线的备战工作。8日，习仲勋在会上作《陕甘宁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目前的国际形势；二、国共谈判和内战形势；三、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四、反对我们队伍中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五、边区的土地问题和群众运动。习仲勋的报告对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和纠正干部思想作风等作出重要指示，以达到加强内部团结、改进各方面工作、准备战胜敌人的目的。7月24日，绥德地委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印发了习仲勋的这篇报告。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共18条，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享受的各种优待进行了明确规定，涉及到土地分配、耕种、税收、购物、交通、子女读书、红军退休、受伤及牺牲后的优抚工作、保护军婚等多个方面。它的颁行，在切实保障红军利益、安定军心的同时，也极大调动了人们参加红军的热情，对于提高红军战斗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1933年在苏区出版的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8条优待内容的宣传画。它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展示了红军的优待政策，使长期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状态下的人们耳目一新，对土地革命时期密切军民关系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年代久远，这套宣传画已经不完整，仅保留了第四、第五、第十四至第十八条内容。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这枚象牙名章是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为向国民党军需署每月领军饷而刻制的专用章，上刻“朱德之印”四字，从1937年9月开始使用。据史料记载，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数目是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按三个师4.5万人计算的，每月发放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面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如此款项在此后几年中略有增加，但拨付给八路军的军饷总数一直没超过75万元。
　　国民党虽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从未放松对共产党的压制。在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寻找种种借口，逐渐减少甚至停止划拨款项。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切断对八路军的军饷供应。1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开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1941年2月，印章被带到延安交给朱德。新中国成立后，遵照朱德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存这枚印章，直到1982年5月拨交我馆。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军人为保家卫国抛妻弃子，走上前线。为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安定抗战军属的生活，提高抗战军属的社会地位，借此鼓励前方将士杀敌决心，促使后方民众踊跃服役，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加大对抗战军属的优待工作。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对优待对象、优待机构、优待办法以及享受优待的次序都作了明确规定。
　　这封由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联名给王贵福的函，发出于抗日战争初期。信中所写王贵福的家人王贵标随新四军出发抗战，家属可填写救济请求书向当地政府请求优待。王贵标1939年在安徽作战时牺牲，年仅22岁。

　　1943年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得知一位战争中致残的同志左小腿截肢后坚持要求继续工作，一定要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再立新功的事情后，十分感动。他立即给当时的中央管理局局长易秀湘写信，要求为这名伤员配制假肢。易秀湘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管理局技术研究室主任、甲级工程师张协和。在设备、技术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张协和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研制出第一只高质量的假肢，但装配后不太适用。他马上总结问题，很快又制造出一只更高水平的假肢。伤员在换上新的假肢后，既能骑马，又能走路。
　　1979年，张协和将朱德给易秀湘的信以及当年研制的第一只不太适用、但外形逼真的假肢捐赠给我馆收藏。他表示，“这不仅寄托了对朱总司令的思念，更是延安精神文明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的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急需补充大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红军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于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初、中、高级干部和特种军事干部，在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促进部队专业分队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学校还在各个战略区建立若干分校，翻印这本小册子的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是湘赣苏区于1932年春建立的，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进行了扩编，由王震任校长。
　　《新党员训练大纲》是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作了细致的说明。

　　自1931年创办至1933年秋，红军学校共办六期，培训了1万余名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其中，第四期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一共招收学员2000余名。当时，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命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调任红军学校，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根据黄埔军校的经验认真办学，为党和红军培养了很多政治和军事人才。这是发给第四期学员陈莲深的毕业证书。中央红军长征过湘江时，这张毕业证被江水浸湿，揉损较为严重，但陈莲深仍把它带在身边，并小心收藏。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到我馆参观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时，将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捐赠我馆。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即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6月1日，“红大”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迁址延安。从1936年6月成立到1945年8月完成历史使命，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抗大共培养了八期学员，计10余万名军政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这张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发布于1937年1月，当时招收的是第二期学员，就是从这一期开始，抗大采取公开招生的方式。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

　　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离，并没有负责抗大的具体工作。当时的专职教员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杜平斋、柳青等，此外，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担任过授课任务。这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就是发给那些为培养中国军事政治人才而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教职员工们的。证章上有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红五星、镰刀、锤子，以及象征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钢枪。

　　周从初（1914—2005年），电影洗印技术专家，1939年1月进入抗大五期学习，被编在第一大队第八队。同年12月毕业后被留在抗大照相部工作。毕业证书内页左面印有毛泽东在1937年8月为抗大第二期学员毕业证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抗大第五期的部分学员挺进晋察冀根据地继续办学，校长仍是林彪，留下第一、二、五大队各一部为基础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由许光达任校长。由于周从初当时留在了延安，所以毕业时虽仍为第五期学员，但校长已换成许光达。

　　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学员共1038人，被称为“红大”一期，分为三科，其中一科学员30余人，大多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其中有罗荣桓、彭雪枫、谭政、杨成武、张爱萍、耿飚等。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急需干部人才，一期学员纷纷结业分配工作。这是学员毕业时发给的毕业证章。
　　第一至第五期证章均为黄色圆形，沿圆周有“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的校训，下方写有“毕业证章”，证章中心位置是一颗红色五角星，上写“抗大”二字。数字“1”至“5”表明是第几期的毕业证章。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于20日在延安正式开学。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从国统区赴延安的路途较少有阻拦，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奔赴延安，抗大第二期学员大大增加，共设立四个大队和一个女生区队，学员2000余人。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1937年8月，抗大第二期结业。这期学员中有陈赓、杨得志、胡耀邦、贺子珍、康克清，此外还有原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部分爱国军人，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以及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

　　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开学，1938年3月至5月陆续毕业。此时，由于抗战爆发，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归国的爱国华侨奔赴延安，投入抗大。三期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结队而来，于是学校采取了新生随到随编队、学期未满因需要可随时调出学校等方式，抗大的流动性就始于此期。这一期学员共1200余人。三期开学不久，校长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离校率部队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校务由教育长（后升为副校长）罗瑞卿领导。这期学员有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人。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这期是抗大空前发展的一期，由于日军占领山西，并向武汉大举进攻，第四期学员数量猛增，共招收学员5500余人，编为八个大队。由于延安地区的校舍严重不足，因此这期采取了分散校址的办法，除延安之外，瓦窑堡、蟠龙、洛川、甘肃庆阳分驻了四个大队。学员数量的猛增也使得学校教职员工数量有了大幅提高，由第三期的300余人增至13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的力量。

　　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在延安开学，后迁至晋察冀边区。这一期增加了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等特种学科。6月，举行了隆重的建校三周年纪念活动。此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边区设立了两所分校，在总校转移至晋察冀边区后，留守延安的部分人员又组成第三所分校。这期，抗大总校的学员有4900余人，新组建和成立的三所分校学员达到8400余人。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山西武乡开学，至12月毕业。本期学员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决死队等前线部队，学员共计4900余人。由于条件艰苦，本期学员的一大任务就是要背粮背柴。6月，罗瑞卿奉命调离，由滕代远继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此外，在华中和晋东南地区成立了抗大第四、第五、第六分校。抗大第六期毕业证章，上半部为蓝色半圆形，上为八字校训，中为黄色五角星，星下为“6”字，五角星下部两侧的波纹上，左为“抗”字，右为“大”字，下半部为一蓝色飘带，上有“毕业证章”四字。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等正确意见，并改选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来到闽西上杭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从7月到11月，毛泽东抱病多次深入各村落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工农业状况、土地、物价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并带领闽西军民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取得反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会剿”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古田郭东乡苏家坡使用的文件箱，12月上旬，毛泽东去参加古田会议时，这个文件箱就留给了当地农民雷时标，他保存了20余年，1950年中央老根据地访问团到福建时，雷时标把这个箱子捐出来，交给福建省博物馆，1959年福建省博物馆上送我馆馆藏。

　　傅连暲和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1934年9月，毛泽东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忧心如焚，高烧不退。傅连暲用一天一夜时间，赶赴于都前线，用高超的医术救治了高烧三天的毛泽东，被毛泽东称赞为“红色华佗”。傅连暲长征之初随中央红军行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傅连暲跟随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1936年底，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保安，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左路军长征的情况，当晚留他吃晚饭，特地让警卫员煮了当时算得上佳肴的面条。看到傅连暲还穿着单衣，第二天，毛泽东、贺子珍让中央政府总务处与黄祖炎给傅连暲送了棉被和棉衣。

　　从1947年8月转战陕北开始，毛泽东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渴了，就用它烧一点开水；饿了，就用它煮一点麦片粥；前线传来捷报时，卫士长李银桥还会用这个茶缸给毛泽东倒点酒喝。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作报告，这个茶缸就摆在桌子上。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李银桥请毛泽东把茶缸留给自己留作纪念。1964年，李银桥将这只茶缸赠给同事刘岷芳，又由刘岷芳保留了40年。2003年，刘岷芳和李银桥共同将茶缸捐赠给我馆珍藏。

　　1935年6月，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上旬，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左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然而，张国焘却有意抗拒中央的北上方针，强令部队南下。朱德一方面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指挥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10月，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先后下达《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别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等地，击溃杨森、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等四川地方军阀势力。
　　在战役发起前和进行中，朱德认真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撰写了多篇文章对红军的战略战术进行指导，这篇《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就是其中的一篇，钢笔字迹虽然有些潦草，但字里行间可见朱德对战役可能遇到的每个细节都做了安排。
　　文中指出：在隘路攻击时，先头部队要选战斗力强、火力强的；要以小部队对敌人迂回包围，不宜用正面攻击；要注意用侧击、截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乘胜夺取要点和城市；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派部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则可绕路袭取敌后；敌人退却时，要派部队跟踪追击或截击，等等。朱德撰写的这些文章是其作为军事家的个人指挥才能的最好体现和反映，对指导南下红军的作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发动政变，图谋推翻西班牙人民阵线民主政府。西班牙人民在奋起反抗的同时，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声援和有力支持，来自54个国家的4万余人组成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夕，国内已经到处弥漫着抗日烽烟，因此没有直接派人参战，但旅居欧美的华人华侨自愿组织起来，奔赴西班牙，在国际纵队中担负着炮兵、坦克兵、步兵、骑兵和军需运输、后勤供应、战地救护等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担任领导职务，如林济时（化名，真名谢唯进）任国际纵队炮兵纵队政委。
　　华人华侨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立下赫赫战功，得到国际友人称颂，还多次受到国际纵队司令部的表彰和嘉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关注着西班牙的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和参战的华人华侨，1938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赠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这面锦旗，通过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船员带至法国，随后转送到西班牙战场。
　　后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失败，100余名华人华侨中的大部分在前线牺牲，剩下的谢唯进等一小部分人撤退到法国，却被法国当局囚禁。被关押期间，谢唯进等人坚持斗争，用生命保护下这面锦旗，维护了祖国的尊严。1940年3月，经过国际纵队的努力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中国支队的同志们终获自由。之后，谢唯进等7人携带锦旗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怀抱，并立即投身到国内的抗日战争中。

　　这一题词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一次演讲会前题赠给王席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教育界、经济界、实业界从事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于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创立的。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一次演讲，内容是“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地点定在巴蜀学校操场。演讲开始前，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的孙起孟介绍当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旬刊工作的王席君与周恩来见面。王席君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欣然同意，当即拿出钢笔，写下“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几个字并署名。王席君非常珍视这一题词，妥善保存、小心珍藏了将近40年，直到1978年，将其捐赠我馆。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后，被迫改为向陕北、山东重点进攻。13日，胡宗南调集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共中央于19日主动撤离延安。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件木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期间装文件等物品用的木箱。在西柏坡的时候仍然使用。箱子上写的“胡必成”是周恩来的化名。1949年，周恩来进北平后，将箱子送给工作人员张树迎。1978年7月14日，张树迎将其捐赠我馆。

　　这条长77厘米的皮带已经残缺不全，表面有10处用刀切割的痕迹，它是长征时期，任弼时用过的皮带，也是他和警卫员李少清一起克服困难，同甘共苦，走过漫漫草地的见证。
　　长征过草地时，任弼时和红军战士一样，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采集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当这些都找不到时，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李少清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放在锅里用水煮，还规定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的称之为“吃煮牛肉”。这段皮带在过草地时没有吃完，他们将吃剩下的皮带带到了陕北。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长征艰苦岁月和官兵情、战友情的半截皮带，捐赠给我馆。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粘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肿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这是陈毅所写的《游击战争纪实》词，又被称作《赣南游击词》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他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生活。《游击战争纪实》描绘了当年游击队员的艰苦岁月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项英等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开展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中，队员们想尽各种办法与敌人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粉碎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党组织的革命力量。
　　《游击战争纪实》的原文作于1936年夏，这篇手稿是陈毅20世纪60年代重写这首词的修改稿。1975年11月，陈毅之子陈昊苏将这件珍贵的手稿捐赠给我馆。

　　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以及地方部队在黄河渡口造成北渡假象，又令郓城以东的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牵制国民党军。刘、邓则亲自率领主力四个纵队从巨野、定陶之间冲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大踏步向南挺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错误，只以少量兵力布防，而以主力分路尾追，企图将刘邓大军消灭在遍地淤泥、行军艰难的“黄泛区”。刘邓大军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胜利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至11月下旬，刘邓大军共歼敌3万余人，并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志。